二、时代背景
时代是思想之母。任何思想的形成发展都有深刻的时代背景，习近平扶贫思想也不例外。
首先源自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性质和宗旨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要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宗旨，党团结带领人民矢志不渝地加快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就是要让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习近平“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的重要论述把扶贫开发、消除贫困提高到了新的高度。扶贫开发工作，体现着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追求和奋斗理想。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兑现我们党对人民的庄严承诺，最艰巨的任务和最关键的环节是脱贫攻坚。
其次源自于我国扶贫开发的实践以及贫困特征及环境发生了变化。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史，从本质上说就是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的历史。1949年新中国建立，剥削和压迫现象逐步被消灭，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为消除贫困奠定了制度基础。党领导全国人民实行土地改革，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不断探索改善人民生活的道路，短时间内新中国的落后面貌焕然一新，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巨大提升。改革开放以来，改革释放了社会的活力，积累了物质财富，为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实施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始终坚持把发展作为扶贫开发的基础，把开发作为解决贫困问题的手段，探索出一条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自力更生、开发扶贫的中国式扶贫开发道路。但是，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缩小城乡和区域发展差距依然是发展中面临的重大挑战。特别是贫困人口的结构和分布特征发生显著变化，绝对贫困大幅减少，支出性贫困、插花贫困和深度贫困问题凸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如期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贫困问题是最大的短板。这一时期，我国综合实力的稳步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科技及其应用的日新月异发展变化，已经完全具备全面脱贫攻坚的整体实力，人、财、物等方面的积累为开展脱贫攻坚奠定了扎实的物质基础，也创造了物质条件。习近平在延续长期以来共产党人消除和缓解贫困的经验，基于当前中国发展的历史条件，将贫困问题摆到了治国理政的首要位置。伟大的实践孕育伟大的思想，共产党人长期以来消除贫困，为人民谋福利的努力为新时期的脱贫攻坚提供了深厚的历史基础，构成了习近平扶贫思想的实践来源。
再次源自于我国正在走近世界舞台中心以及国际社会的期待。2015年9月世界各国领导人在联合国峰会上通过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该议程涵盖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其中要求各国致力于消除一切形式的贫穷。我国作为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重视并积极稳妥地采取各项措施落实该议程。以脱贫攻坚方式，集全国之力在2020年解决绝对贫困问题，这将继续保持我国扶贫开发的领先地位，充分体现了全球最大发展中国家履行大国责任的决心和承诺，为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作出示范。
三、理论渊源
习近平扶贫思想的理论渊源包括马克思主义贫困与反贫困理论、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的扶贫思想和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
马克思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消除贫困共同富裕的思想是习近平扶贫思想的理论基点。马克思恩格斯最早从制度层面关注和分析资本主义贫困问题。1842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揭露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残酷剥削，成为他们贫困思想的起点。同时，马克思区分并定义了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指出劳动者贫困源于资本、地租和劳动者的分离。生产过程中人与物的分离导致了贫困，即生产资料的贫困，其进一步衍生出劳动者的生活贫困、精神贫困和文化贫困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解剖和理论批判，指出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是实现共产主义、消灭贫困和剥削的手段。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贫困和反贫困的思想不仅确立了中国看待和分析贫困问题的唯物主义立场，也指出了消除贫困的根本路径和方向。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深刻批判基础上，阐述了物质贫困与精神贫困、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等现象，并提出消除工人阶级贫困化现象、关心人的利益、促进“自由人联合体”、人的全面发展等思想，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探寻扶贫开发战略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支撑。
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的扶贫思想是习近平扶贫思想形成发展的重要基础。我国扶贫开发过程中，历代党和国家领导人不仅推动扶贫开发取得巨大成就，也提出并不断丰富了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和理论体系。毛泽东提出中国共产党是消除贫困的坚定领导力量，全体中国人民尤其农民群众是反贫困的主导力量；邓小平主张将农村经济发展、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与中国经济发展、摆脱贫困紧密结合起来；江泽民提出“他扶”与“自扶”的有机统一，以及坚持开发式扶贫、坚持科技先行、坚持正确领导、坚持因地制宜、坚持可持续发展等“五个坚持”；胡锦涛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等理论，指出扶贫开发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项历史任务，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内容等，这些为新时期习近平扶贫思想的形成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我国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为习近平扶贫思想提供了历史营养。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扶危济困、改善民生，建设小康社会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追求。“仁爱”“民本”“兼爱”“大同”等社会思想，不仅蕴含了中国古代对于贫困与反贫困问题的基本看法，也为中国扶贫、救助、慈善思想的形成发展奠定了基础。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习近平多次强调从我国历史中寻找良好经验和启示，其中就包含扶贫领域的经验和智慧。习近平指出，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