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五个一批”扶贫思想的鲜明特征及实现路径
通过顶层设计的方式，我国的扶贫政策实现了向“精准扶贫”的制度变迁。习近平总书记从扶贫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6个方面对精准扶贫的内容进行了精辟论述，为精准扶贫理论的实践提供了指引。其中，“项目安排精准”主要体现在扶贫对象精准识别出来之后，根据每个贫困户致贫的不同原因，有针对性地安排扶贫项目，“由于致贫原因的综合性和差异性，扶贫项目也必须是综合性的，需要短期和长期扶持项目相结合，项目在贫困户之间也会有明显的差异”。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五个一批”扶贫战略思想。
1.产业扶贫：构建脱贫的发展机制
虽然Sen提出了多维贫困理论，拓展了贫困治理内涵与外延，但经济贫困依然是贫困治理的主要议题，针对经济性贫困，产业发展是主要路径。为此，“五个一批”精准扶贫思想首先阐述了“发展生产脱贫一批”的扶贫理念，强调“制定贫困地区特色产业发展规划，出台专项政策，统筹使用涉农资金，重点支持贫困村、贫困户因地制宜发展种养业和传统手工业等。在推进产业发展扶贫的过程中，精准化是关键，主要体现在产业布局因地区而异、因村而异，充分尊重贫困村和贫困户在产业选择中的自主权，避免了政府由于垄断扶贫政策供给和扶贫产业规划所导致的扶贫工作与贫困村、贫困户能力不匹配的问题。
根据内源性发展理论，贫困人口是脱贫的主力军，构建起内源性脱贫愿望和能力是外部扶贫主体的主要工作。但是，由于社会分工及个人在专业知识方面的短板，为实现内源性发展，需要对贫困人口进行组织化训练，这种组织化主要体现为农业合作社和农业产业链构建。由于合作社是一种基于特殊专业的集体组织，不同于综合性合作社，难以在组织内部产生内聚力，社员的集聚更多地依赖于现实利益，因此，传统的合作社容易对贫困户形成集体排斥。当精准扶贫与合作社组合在一起之后，合作社除了传统的集体行动功能之外，被赋予了贫困治理的特殊使命，“一方面，将产业扶贫专项资金和精准扶贫项目对接农民合作社，遴选吸纳贫困农户数量较大、帮助贫困农户持久脱贫效果显著的合作社作为重点扶持对象；另一方面，将扶持合作社发展的专项资金也与精准扶贫的治理目标相结合，鼓励合作社降低门槛，承担起帮扶贫困农户的社会责任，吸纳贫困农户加入合作社，以组织化载体实现贫困的市场化机制治理。”此外，政府积极推动在贫困地区引入市场化机制，培育龙头企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2.易地扶贫搬迁和生态扶贫：构建脱贫的可持续生态机制
在生态环境脆弱的地区，致贫的原因更多地体现在脆弱的生态环境和恶劣的地理环境上。在我国，贫困地区很多处于生态环境脆弱地区，“国家扶贫重点县均位于我国的生态脆弱地区，且均呈现出不同程度的生态脆弱性。其中，10%的扶贫重点县呈现中度生态脆弱性，38%的县呈现极强的生态脆弱性，52%的县呈现强度生态脆弱性。”于是在精准扶贫的推进过程中，需要准确识别不同的致贫原因，对于因自然环境而导致的贫困人口脱贫能力弱的问题，需要尊重自然环境的发展规律。对此，“五个一批”扶贫思想正是基于环境决定论的理念，强调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客观作用，对于就地脱贫困难的情况，通过易地搬迁脱贫一批，对生态环境脆弱的地区进行生态补偿。
3.教育扶贫：构建脱贫的家庭增能机制
“发展教育脱贫一批”强调通过实施教育扶贫工程，让贫困家庭子女都能接受公平有质的教育，阻断贫困代际间传递。根据生命周期理论，社会成员在其生命发展的不同阶段受到的影响具有向下一阶段传递的特性，即生命周期具有内在关联性，若想阻断贫困在代际间的传递，则更多地需要关注对贫困家庭子女的受教育权利，只有在贫困家庭子女的生命发展早期阶段提前介入，通过国家教育经费向贫困地区和基础教育的倾斜，才能实现教育对受教育对象的增能，进而增强贫困家庭子女在未来发展阶段能够获得摆脱贫困的知识和技能。此外，“发展教育脱贫一批”也是通过对贫困家庭人力资本的一种投资。农村贫困问题的根源不在于传统农业生产要素配置效率的低下，也不在于传统要素的储蓄和投资率低于最优水平，而在于缺少对农民人力资源的投入，因此，摆脱贫困需要向贫困的农民及贫困农民子女的教育进行投资。
4.社会保障扶贫：构建脱贫社会安全网机制
“社会保障兜底脱贫一批”作为“五个一批”的最后内容，承担着兜底性功能，其作用对象主要集中在“对无法依靠产业扶持和就业帮助脱贫的家庭”，通过产业发展、易地搬迁、生态补偿和教育脱贫等方式，到2020年能够实现现行贫困标准下贫困人口中的大部分人脱贫，对于剩余的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群，则需要通过社会保障政策兜底的方式，保证贫困群众不掉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