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个一批”精准扶贫思想视阈下多维贫困治理研究

发布时间:2017-11-07 15:20:34 | 来源:河海大学学报 | 作者:黄承伟 王猛 | 责任编辑:杨霄霄

关键词:五个一批,精准扶贫思想,多维贫困治理

一、引言

由于致贫原因的复杂性和多维性,由于救济式和开发式扶贫后剩余贫困人口在居住分散、人口流动性大、个人自我发展能力不均衡、所处外部环境不同等因素,导致扶贫任务多元化。应社会经济变化趋势及其相应的贫困演变规律,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高屋建瓴地提出了精准扶贫思想,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战略指引。“精准扶贫”思想内容丰富,涵盖了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等贫困治理的全流程。其中,“精准帮扶”是对识别出来的贫困户和贫困村,深入分析致贫原因,落实帮扶责任人,逐村逐户制定帮扶计划,集中力量进行扶持。为实现精准帮扶,需要在脱贫措施上实现精准化。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明确提出了“五个一批”的精准脱贫措施,即“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和“社会保障兜底一批”。

“五个一批”脱贫举措并非扶贫措施的任意组合,而是建构于对贫困人口致贫原因的精准识别之上,是在精准分析贫困治理相关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贫困治理实践提出的扶贫措施。

二、“五个一批”精准扶贫思想的理论来源


“五个一批”精准扶贫思想的提出建构于对过去大规模扶贫开发模式的反思和对贫困治理理论的发展基础之上,特别是多维贫困治理理论所内含的对致贫原因的多维性分析和治理主体的多元化问题,为“五个一批”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1.“五个一批”精准扶贫思想归因于贫困的多维性

“精准扶贫”不同于传统的救济式和区域开发式的扶贫思路,其精准性首先体现在“扶贫政策和措施要针对真正的贫困家庭和人口,通过对贫困人口有针对性的帮扶,从根本上消除导致贫困的各种因素和障碍,达到可持续脱贫的目标”。其中,对致贫原因的多维性分析是题中之意,在此基础上形成具有针对性的多维贫困治理措施是关键。传统上,贫困被视为是经济贫困的一维概念。但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推进,个人需求层次越发多元化,贫困在表现形式上也出现层次性。当人们自身的能力不能满足自身需求的时候,就出现了获得食物、住房、医疗和教育等“可行能力”受限的问题,从而使贫困概念从一维性向多维性变迁。当然,此时的贫困多维性不仅局限于个人的微观层面,还体现在贫困的中观和宏观要素方面。

“五个一批”精准扶贫思想从个人的微观视角考察了个人及家庭贫困的原因,对症下药,如出台专项政策,统筹使用涉农资金,重点支持贫困村、贫困户因地制宜发展种养业和传统手工业等;加快实施教育扶贫工程,让贫困家庭子女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无法依靠产业扶持和就业帮助脱贫的家庭实行政策性保障兜底。通过精准分析导致个人和家庭微观层面的贫困因素,分别从产业、教育和社会保障3个维度开展精准帮扶。

  2.贫困治理中的环境变量与“五个一批”精准扶贫思想的相关性

“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从贫困的外部环境入手,突出了环境决定论或生态论观点。地理环境决定论强调地理空间环境对社会经济文化以及政治制度的产生和发展产生重要的作用。虽然地理环境决定论在某些方面夸大了地理环境对社会、制度等建构的影响,但是地理环境决定论并非否定其他因素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只是指明了在分析社会、文化、政治制度的时候不可以忽视地理环境因素的重要作用。有关地理环境对贫困的影响,主要可以通过两种方式:

一是作为生存条件的地理环境。由于贫困地区多位于自然条件相对艰苦的区域,这种恶劣的自然环境限制了民族地区贫困人口人力资本边际效益的递增,导致在社会经济活动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沉淀成本。

二是作为生产力要素的地理环境。地理环境不仅作为外部环境因素影响着人类历史的发展,同时也作为生产力要素的一部分,参与了人类生产力的创造活动。地理环境作为自变量影响着贫困的形成,因此在精准扶贫过程中,需要将其吸纳到扶贫系统工程中。通过精准识别贫困地区致贫的原因,分析不利的地理环境因素并对症下药、因地制宜、分类施策,进而做到真扶贫、扶真贫、真脱贫。

3.治理理论突出贫困人口在贫困治理中的参与性

在认识到贫困原因的多维性的同时,如何消除贫困就成为重中之重,对于此问题,基本的共识在于在减贫中引入“治理”理念,通过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手段多层次性和治理向度的双向性等,改变传统的单主体的单向度减贫及“大水漫灌式”减贫,实现减贫领域福利多元的供给。政府可以动用新的工具和技术来控制和指引,而政府的能力和责任均在于此。在治理的基础上,王名则认为社会共治是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路径,其认为社会共治强调主体的多元化、协商民主的运行机制以及社会共享的奋斗目标。可见,治理理论主要针对传统的管理,强调政府与其他治理主体共享社会治理的目标并应用到减贫领域,强调贫困治理不同于传统的政府垄断减贫资源实现减贫目标的模式,后者的减贫战略的实践路径主要依靠科层制的组织体系,由上而下单向度地向下供给减贫制度、物质资源及人力资源等,贫困治理则强调贫困治理的多维性,即减贫不再仅仅是政府以县为单位,给贫困县政策和支持,更多的是通过在精准识别的基础上,因户施策和因人施策。

4.脱贫的根本标志在于贫困人口的内源性发展

“政府扶贫对于解决大面积、集中性贫困问题卓有成效,市场扶贫则在专业性和效率方面更有优势。”但是,随着区域开发实现减贫目标现实基础的弱化,缺少贫困人口自主性参与的扶贫政策出现了“内卷化”风险,即脱贫和返贫的反复、贫困标签的资源化、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缺失等等。如何调动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实现贫困家庭和贫困地区的内源性发展是精准扶贫新时期实现全面脱贫的关键。内源性发展理论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是建立在对传统外源性开发理论或现代化理论批判的基础之上,强调地区居民在经济发展、环境教育、医疗、社会福利和文化等方面发展中的主体性作用。在贫困治理语境下,“农村贫困治理的终极目标在于,通过多种有效的扶贫手段和扶贫项目,贫困地区最终能够走上内源性的发展路径……通过外源性发展要素的激励实现内源性发展,是当前农村贫困治理中的难点,也是检验农村贫困治理成效的关键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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