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贫故事：六哥是这样炼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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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起
六哥在六岁的时候，因为打针伤害到了坐骨神经，从而残障。之后的人生，似乎与“六”就没再搭腔。从小到大，村里的孩子、大人，都喜欢叫他“陆掰掰”，这是当地的方言，是类似于“六瘸子”的意思。这种称呼，就像视障人是被人叫“王瞎子”、听障人被人叫“张聋子”一样，充满了歧视与侮辱的意味。
这使得六哥觉得，残障是一件非常羞耻的事情，因为害怕被人笑话，他平日极少愿意走出家门，甚至到了十八九岁还是如此。
尤其在大专毕业之后，六哥需要找工作了。但所有人都告诉他，你这样的，就算考得上，人家也根本不会要。事实上，他找工作也是处处碰壁。这让六哥愈发沮丧。
而在当时的农村，二十岁已经算老大不小了。六哥的婚事，也成了家人的一块心病。尽管平时走路可以尽量掩藏起残障，一但要上楼，或者挑水，就立马露馅。家人为之着急的同时，六哥的情绪更是越来越焦躁。
终于在一次找工作未果后，六哥爆发了。他冲着母亲一顿咆哮，
“为什么别人都是健健康康，我就是个残疾？”
这样的问题，无数个把自己关在家里的残障人，都曾经在心里对着自己咆哮，或者对着家人。有些人，永远被困在一声又一声质问的回声里，无法走出来。有些人，因为种种原因，得以在爆发后，打开新的局面。六哥的改变，源于他母亲的泪水。
面对儿子的突然爆发，六哥母亲无言以对。因为在她心中，也觉得残障是一件非常羞耻的事情，儿子都已经这样了，她又能怎么办呢。她只是难过，替儿子难过，替自己难过，难过得只能哭泣。但是释放完的六哥，看到母亲的泪水，情绪却很快平静下来，并且陷入了反思之中。
“我当时想到，老娘养我这么多年，已经很不容易了。我自己不努力，有什么资格责怪她呢？”
转变
很多人喜欢用良心发现、浪子回头来诠释像六哥这样的“幡然醒悟”，也喜欢听到如无臂钢琴演奏者刘伟“要么成功要么死”的论调。似乎面对残障，永远是一道是非题。但在六哥看来，他的反思，只是多年积压的情绪释放后的一种水到渠成。
“我当时想了很久，要想别人瞧得起你，先要自己瞧得起自己。自己瞧得起自己，就应该要靠自己挣钱，哪怕一天挣一块钱，也比就这样下去要强。同时我也在想，残障人要发挥自己的优势，手不厉害，可能嘴厉害，那就靠嘴吃饭。嘴不厉害，腿厉害，就靠腿吃饭。总会有一条适合你的路。我以前错就错在，没有去做事。”
六哥综合评估了自身的优势与劣势，觉得靠嘴先吃饭比较靠谱，遂决定开一家小卖部。
找亲戚借了点钱，几块砖一垒，两块木板一搭，去进了点货，六哥的小卖部就开张了。他记得，开张第一天，靠着卖一包挣个六七毛的香烟，他就挣了十多块钱，远远超出预期。这也让本是小马过河、心中惴惴的他，彻底吃到了定心丸，更对未来有了信心。
从一天十几块，到一天几十块，六哥的生意越做越红火。家里的房子、车子也都是靠他的小卖部挣出来的。但六哥并没有就此满足，而是从自己的经验出发，得出一个结论：残障人要找到自身的长处，利用自己的长处去做一点事情，而不是成天无所事事。如果能够真正地做一点事情，哪怕是非常小的一点事，都会对他的自信心，带来莫大的鼓舞。
六哥的思考很朴素，但与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所倡导的精神不谋而合。他知道肯定残障人的能力，同时也在探索以经济赋能的方式，改变残障人在村里的生存状态与社会地位。最难得的是，六哥不止于思考，他还付诸了行动。
2008年，联合镇上几个村里的残疾人专职委员，六哥办起了养猪厂，并且厂里雇佣的全是残障人。
“如果他嘴不行，可以买买菜。如果他腿不行，可以看看猪。总之，大家集合在一起互相取长补短，就没啥困难了。，”
有意思的是，六哥的养猪厂，比起很多自诩为社会企业的企业更像社会企业。对于雇来的残障人，六哥管吃管喝管工资，还管教技术。待其有了技术有了钱，可以不用继续在六哥的养猪厂打工，回家自己养养猪，或者根据自己的喜好，做点别的事情。村里的一位残障人，从他这离开后，自己开了厂，盖了房，娶了媳妇，这是令六哥感到非常骄傲的事情。
而这些残障人们，也渐渐不再叫他“老六”，改称他为“六哥”。
六哥并没有因此就自满，或者因为自己先富起来，就瞧不起村里其余的残障人。正是因为他从小受多了笑话，所以才深深地明白，其余那些还没能从困境中走出来的残障人的痛苦与无助。他希望能够帮到更多人。但不是接济他们点钱就可以改变的。六哥知道，最重要的，是他们自己能够想通，他们自己对待自己的态度发生改变，一如当初的六哥自己。
影响
这样的想法，在六哥还没开养猪厂之前就有了，在六哥的小卖部生意越来越好时就有了，在他已经有钱、人们仍旧叫他“陆掰掰”时就有了。但六哥并不知道自己可以怎么做。直到2006年县里招考残疾人专职委员。
当时的六哥，是作为村里的先进残障人，被通知去参加考试的。说实话，一开始他也不太闹得清楚残疾人专职委员（又称“残疾人联络员”）是个啥玩意儿。但六哥一考就考了个全县第一，顺利走马上任，开始了一段兼职生涯。
当上了残疾人专职委员，六哥接受了一系列培训。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关于康复的知识。那个时候，六哥才闹清楚脑瘫、偏瘫与截瘫的区别，也学会了如何培训盲人定向行走等。让他意识到，很多还没像他般想通的残障人，有了这些技术的辅助，很快就能想通。
同时，他的第一项工作，是走村串户，对村里的残障人进行摸底建档。
只有了解了村里残障人的基本情况，才知道他们有什么样的需求，才好有的放矢地为他们提供支持。六哥开始系统而科学地接触残障人工作，也在走村串户中，看到了更多以前他没能看到的情况。
“好多残障人，都是呆在家中，靠着家人养着。他们有些只能算是活着，根本不能叫生活。这里面有出门就会被很多人笑话的原因，也有家里人和他们自己都觉得自己没有什么用的原因。”
正是因为自己有类似的经历，六哥才更感觉到这样的现状必须得到改变。只是这种情况要想改变，并非一日之功。六哥一方面积极进行摸底建档，以方便有针对农村残障人的政策出台时，能够及时落实到户，给他们提供最大限度的支持；另一方面六哥经常借用村里的喇叭进行喊话，告诉村民要尊重残障人，不要笑话他们，不要叫他们“掰掰”、“聋子”、“瞎子”。同时，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想办法建立起残障人的自信。
“农村残障人穷就穷在他们自己老瞧不起自己，总认为自己残障了就一无是处。这是最严重的问题。这就是心理不健康，需要康复治疗。”
六哥的“康复治疗”方法比较独特，按他的话说，就是“连说带吹牛，不行就肏”。
在当地方言里，“吹牛”是“聊天”的意思，“肏”则是“骂”的意思。听来似乎有些直白与粗俗，但非常之形象，能够表达出说话者的心情。
六哥在村里因为开着小卖部，在残障人中有一定的威望，加上他现在还是残疾人专职委员，他在为大家谋福利谋发展，大部分残障人还是愿意听取他的意见与指导。
“我让他们首先要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你残障得再严重，但也有很多事情可以自己做。就算瘫在床上，比如吃饭，别人喂你，和你自己能吃，感觉上就完全不同了。”
另外，六哥还根据自己所学，不仅自己干，还到九个寨子里培训残障人作为康复指导员，指导同寨子的残障人进行康复训练。见到六哥时，他手上还有五个盲人在接受他的定向行走训练，4个偏瘫、五个脑瘫、两个聋儿和一个低视力的康复训练。
据同村的残障人告诉我们，接受过六哥训练的六名盲人，他们现在都可以在熟悉的道路上依靠盲杖进行独立行走，同时六哥为每个人建立了一份盲人定向行走日记档案，他把每次的训练都详细的记录下来还配有照片，内容有整整两个大本。
而六哥自己呢，每天早上起来，都会压腿，使自己的腿脚稍微灵便些，也避免因为废用导致的进一步萎缩。这也是我们见到六哥时，并不觉得他的残障程度有多重的原因。
村子里所有的残障人都服六哥，服的不是他知识渊博，不是他乐善好施，也不是他自强不息。大家服的是，六哥在一条农村残障人以为没有路的地方走出了一条路，并且他不讲什么大道理，只是招呼更多残障人来走这条路。
从开始干残疾人专职委员，到今年已经是第七个年头。六哥已逐渐成为村里残障人的主心骨。如果谁家不听他的话，他“肏”一下也就听了。而六哥看到的最大变化就是：现在村里的残障人们，多多少少都愿意出门了，有了需求，也会提出来。比如也想办个低保，也想种点烟草等等。只是需求出来之后，六哥不一定全部都能满足。但提出要求的残障人却无法接受，这让六哥很是无奈：
“他什么也不懂，全指望着你。不知道提的要求能不能行，反正硬要你去给他办。要办个残疾证，自己不去，硬要我给他办到。鉴定不合格，拿不到低保，他才不管你的解释。当然，也有明明符合的，但也拿不到，这就不是残不残的问题了。毕竟有很多事情，不是残疾人联络员能够解决的。”
这是六哥之前没有想到的，算是新形势下残疾人专职委员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不过，这些事情都无法消弭六哥坚持把残疾人专职委员这份工作做好的信心与决心，因为他明白，残障人的事情，尤其是在最基层，一定要有人管，最适合的人选，自然是残障人。
“我就老说，一个村里，计划生育有人管，育种有人管，妇女有人管，就是残障人没有人管。有了残疾人联络员，残障人有事，总算知道找谁了。”
尽管，残疾人联络员的待遇非常低，偏远山区的无障碍建设还有待加强，这样一份工作基本上是费力不讨好，有时候还得不到家人的支持。但，六哥的答案背后，还有另外一层意思：
正是因为我是残障人，所以我才要更好地做。
再见
再见，可能是再次相见，也可以是挥手作别。
与六哥的这次见面，满打满算不到三个小时。之后我们还和六哥一起，参加了他们寨子在村残疾人活动中心搞的座谈。看着满屋子残障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谈着自己的需求，看着六哥不管大家是指责还是质疑都永远耐心的样子，我们只能沉默。
在回去的车里，我们还听到市里来的康复专家与六哥的这样一段对话：
“今天去的那户人家的孩子，肯定是脑瘫，需要早点做康复。不过我看他们家家人好像不太愿意，一个劲地说孩子就是不会说话，不用管了。”
“回头我再劝劝，不行就肏。”
很朴实，又很让人忍俊不禁！
六哥，是这样炼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