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高 博
五根指头像山药，指甲像硬币。又宽又厚的手，没一处嫩皮，关节上有老茧。
手的主人，有一张风吹日晒的方脸，一双热情坚强的眼睛，一副洪亮的嗓音。
77岁的谢福鑫，是中国最老一批科技特派员。36年来，闽北山区从无到有地大面积种植葡萄，上万农户靠葡萄脱贫，他立下头功。但谢福鑫没想着升官发财，他说：“能为农民做点事，我就很快乐。”
他的电话就是当地果农的“110”
福建建阳的乡间，常见连片的白色塑料棚，那是给葡萄遮雨的拱棚。科技日报记者同谢福鑫走在村里，常听人招呼：“谢老师，进家里喝点茶吧？”
大家都认识谢福鑫。因为他每年至少100多天进村指导，福建南平地区10个县区，谢福鑫早就跑遍。离家几十公里的地方，谢福鑫骑车去；再远一点就坐乡村班车。
谢福鑫有三件宝：单车、干粮、工具包。他常说：“单车好，田间小路随便跑；干粮好，吃饭应酬省掉了；背着工具包，随时随地做指导。”
工具包是个黑色旧挎包，很沉。里面除了要发给农民的技术资料、果树剪刀和干粮，还有毛巾牙刷，方便在农户家过夜。钥匙和公交卡用布绳拴在包里。
谢福鑫还带一根防水记号笔。下乡技术指导时，如遇到种植户地里没人，他就在塑料薄膜条上写几句话，如“雨水太多叶子发黄，注意排水”“尿素用多了，快浇水压肥”“有黑痘病了，赶紧打药”等，还附上自己的电话号码，系在果树枝条上。
“课堂在田头，讲稿在枝头”，谢福鑫写的东西，农民一看就懂。他还发明了一些土办法——葡萄叶子一淋雨容易生病，福建雨多，他教农民用当地的毛竹片和塑料膜建造简易避雨棚，解决了大难题。
“有很多商家推广苗木，但种葡萄很复杂，光有良种没有技术指导，农民种不好，”一位葡萄种植户说，“比如霜霉病喷药，只喷叶面不喷叶背，就白花钱。谢老师从头到尾，手把手教，让农民学会自己处理基本病害。”
谢福鑫的电话是当地果农的“110”。他跟农民讲：“有问题赶紧打电话。”他的徒弟、当地葡萄种植能手朱坤华说：“谢老师吃饭，常有电话打来。他放下饭碗一讲就半个小时，非要讲到对方完全听懂为止。”
谢福鑫家里，堆着一摞摞字纸。他不用电脑也不会打字，而是手写出来，再复印上千份发给需要的农户。随便打开一张，是当地各月采收上市的水果表：“1—4月，草莓；5—6月，枇杷、桑葚；7—8月，葡萄；9—12月，柑桔……”
另一张写着果树的栽培要诀，如“葡萄采果后三个一：下一次肥、浇一次水、喷一次药……”字迹遒劲又工整。一张张A4纸，没有废话，全是给农民看的干货。谢福鑫走到哪里，免费发到哪里。
种葡萄摔断了腿
谢福鑫1943年生在佃农家。大姐当童养媳，大哥下南洋做童工，二姐三姐都饿死了。“父亲到处卖苦力，还是养不活一家几口。”谢福鑫说，“直到解放后，我们家分到了田，才吃上米饭，我才能读书，所以我感恩共产党。”
从南平农校毕业后，谢福鑫分配在良种场当技术员，也给农业学校代课。“文革”开始，没人上课干活，闲不住的谢福鑫把学校的几亩教学试验田都种了，收几千斤谷子都交给学校，作学生的补贴粮。
1977年，谢福鑫偶然得知，当地的教堂有一株挂果的绿葡萄。葡萄是干旱地区的植物；福建本地的野葡萄又小又酸。许多人想将北方的大粒葡萄引种到福建，都失败了。谢福鑫非常感兴趣，去引了一株苗，结出了大家都没见过的葡萄。
一晃到了1982年，福建省和日本长崎县缔结友好关系。福建省领导得知，相似气候的长崎县种着一种叫巨峰的葡萄，决定派人学习引种。“巨峰葡萄是日本育种家几十年的心血结晶，”谢福鑫说，“不同于我国普遍种植的欧亚种，巨峰是欧亚种和美洲种杂交，更耐潮湿。”
有种植葡萄经验的谢福鑫被选派赴日学习；一年后他带着种苗回到建阳县；再用一年，巨峰葡萄在福建首次结果。
但推广并不容易。“祖祖辈辈种水稻，从没听说种葡萄的。洋葡萄难伺候，能种好吗？”农民嘀咕。
“农民不爱听大道理，要眼见为实。我得自己先种好。”谢福鑫腾出自己房前屋后所有的地方种葡萄。他舍不得丢弃引进的任何一个品种。杂物间的屋顶也被堆土种了葡萄。
一次，谢福鑫爬上屋顶给葡萄打药。药液向上一喷，洒进他的眼睛里。谢福鑫本能地一退，脚踩空，跌了下去。“没怎么感觉痛，就是半天爬不起来，腿不听使唤了。”过一会儿邻居路过，才送他去了医院。原来是大腿骨摔断了。
后来，谢福鑫决定在住处造一块试验田。这是片河滩地。谢福鑫趁着水位低“精卫填海”。他把石头一块块垒成堤坝，再填土。白天没空，他夜里加班干。房子没建好，他的“鉴湖葡萄品种园”倒是先填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