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学家范恒山认为，针对东北经济下行压力，党中央、国务院制定一系列战略部署，东北经济企稳向好趋势已经开始显现。但东北问题的根本还在于体制机制上，需要以深化改革加快东北全面振兴的进程。他建议：第一，要在优化营商环境下狠下功夫，营商环境改善不仅包括缩短负面清单，也包括重塑社会信用、公共道德，重塑正确的价值理念。第二，要在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上狠下功夫。要通过产品和产业结构的创新构建东北现代化经济体系，提升供给质量。第三，要在培育关键发展主体上下功夫。从激励机制和法人治理结构入手，培育关键发展主体。培育关键的发展主体，既包括企业和企业家，也包括干部本身。
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曹远征认为，以人民利益为基础，实现中国居民收入可持续增长。东北地区应该紧密结合国内外局势变化，在提升供给体系质量上下功夫，提前布局，以应对最新形势的变化。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认为，改革开放40周年，需要思考东北如何通过思想解放来重塑改革开放的社会环境。振兴东北仅仅研究经济是不够的，要把东北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关联起来去研究。例如，营商环境很大程度就是社会环境和政治生态。要改善东北营商环境，需要树立一些改善营商环境的典型案例，并加大宣传力度以改善舆论导向，吸引外部投资东北。
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所长银温泉认为，要实现东北振兴有三个关键点，一是以国企的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为突破口，加快东北地区国企改革的进程。二是加大对民企产权保护的力度。三是社会政策调整。中国近些年已经开始进入消费社会，但是还缺乏配套的消费政策，应该明确提出建立福利社会的政策目标，并且将福利社会作为长期性的社会政策，这样才能够解决经济社会如何发展的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原部长赵晋平认为，面对贸易保护主义行为的常态化和长期化，需要保持定力，做好长期的应对准备。一是加快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重要战略部署，以更加积极主动的行动，彰显中国全方位扩大开放的信心和决心。二是变压力为动力，倒逼国内结构性改革和经济转型升级，强化市场公平竞争，实行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政策和投资准入管理制度，着力建设符合国际规范的高水平营商环境，逐步提升中国产品的技术、品牌、质量水平，助力高质量发展。三是加强与各国之间的合作和政策协调，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反对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合力推进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加强国际经济治理改革，促进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倪红日认为，东北问题是中国改革难点问题的一个集合点。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以深化改革加快东北全面振兴，新时期东北全面振兴需要“四个新”。一是新思路，不以GDP为发展的价值标准。二是新重点，东北全面振兴的重点领域，需要新的衡量指标。三是新举措，通过结构性减税，重振东北制造业。四是新作为，多措并举推动东北创新创业大发展，遏制东北人口外流。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张占斌建议，第一，看待东北问题的要放到更高的高度，研究的范围要扩展，把经济、社会、文化、国际关系等都要纳入进来。第二，东北在新时代需要有一个类似粤港澳大湾区这样更加响亮的改革举措，提振信心。第三，东北问题归根结底是体制机制问题，还需要有更大的决心来解放思想。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院长金维刚认为，人才和资本外流以及人口结构的老龄化，导致东北地区社会保障压力倍增，成为东北全面振兴面临的主要社会问题之一。这需要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面对，共同解决，以振兴实体经济为主，大力推进形成新兴支柱产业，遏制资本、人才和劳动力的外流。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满传认为，从政府的角度出发，东北地区营商环境应该重点关注三个问题：第一，政商关系的问题。东北发展滞后，很重要的原因是国企过多。第二，政企关系的问题。第三，社会文化与营商环境的关系，因为东北有很丰富的文化资源，怎么把它利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