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理论与实践的创新路径既不完全是科学研究发现的逻辑，也不完全是政策演进试错或模仿的路径，而是呈现出了“理论政策实践”的互动形态。实践的探索在习近平扶贫思想的指引下形成了全新的局面，不断重构了理论发展的前提与理论命题的边界，极大激发了贫困研究的活力。另外，理论研究发生对于政策实践的关照，研究成果不断反馈政策体系，减贫政策与政策实践不断完善。目前，脱贫攻坚进入了攻坚拔寨关键阶段，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探索都需与时俱进完善与发展，已有的理论和实践虽日臻完善，但依然存在演进的空间。基于“理论政策实践”互动的基本思路，我们认为下一阶段脱贫攻坚的理论创新应着眼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脱贫攻坚的理论和实践创新必须以习近平扶贫思想为根本遵循。贫困问题不是孤立于其所处的历史时期和社会制度，反贫困的实践也不能脱离时代的物质基础与价值诉求。在中国情境与中国语境下，深化贫困与反贫困的研究和实践，需要与引导国家发展的基本理念产生共鸣和谐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也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思想指引。脱贫攻坚的理论实践创新以及攻坚战后的贫困研究与反贫困实践，也必须在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框架下，以习近平扶贫思想为指导。反贫困事业既要以科学规律为圭臬，同样也需要社会的共识作为基础，唯有思想和理念的共识才能带来行动的统一与前进，才能最终夺取脱贫攻坚战的胜利。
第二，进一步加强元理论和基础理论的研究。贫困的干预应该避免“直觉主义”的策略，不仅要在经验层面看到干预手段的有效性，而且要在学理层面阐明其影响和作用的机制。在多学科、多领域的背景下阐述贫困的发生和演化、反贫困行动输出和影响，需要一些基本的模型和理论作为对话和分析的基础。例如对贫困人口行为特征的描述，就需要借助更基本的理论来阐释，而非停留在现象层面的描述。基本理论的演进不仅有助于增进学科对话和知识积累，深刻的理论也有助于增加公众对于脱贫攻坚事业的了解和认同。
第三，进一步加强贫困和反贫困研究价值维度的阐发。大量的研究已经从不同角度指出，贫困问题并非简单的经济或者社会问题，还包含了特定背景下人们的价值诉求。例如英美的济贫史既是政治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一些价值观念演进的产物。如何让扶贫济困从文化或者美德转换为现代政治共同体的共识性选择，需要研究者加强价值领域的探索，不仅从西方福利思想的演进历史中吸取经验，也从我们自身的传统中挖掘扶贫济困的价值内涵。
第四，进一步加强反贫困进程中内生动力的研究和实践探索。尽管治理的议题已经被充分引入反贫困的话语，治理的多元性也在这一领域得到体现。然而，贫困人口主体性及其衍生出来的内生动力还远远没能充分体现，不仅对脱贫攻坚战的实施造成了诸多障碍，更为重要的是，内生动力不足的反贫困最终也难以使贫困人口摆脱弱势和被排斥的处境。然而，既有的研究和实践在这方面存在诸多欠缺，贫困人口自身的诉求和声音表达远低于预期。
第五，进一步厘清贫困治理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逻辑关联。脱贫攻坚被定位于补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短板的论断无疑是深刻的，不仅为脱贫攻坚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其明确了发展方向。习近平提出“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要思想如何全面落到实践，需要进一步挖掘和澄清经济社会发展和贫困治理的逻辑关联。需要回答的理论实践问题是：贫困治理何以能够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何以能够改善基层治理面貌? 唯有在二者之间建立清晰的逻辑关系，才有可能彻底破除目前反贫困实践遇到的各种迷思。
第六，进一步凝练和丰富中国扶贫开理论体系的普遍性。“中国将发挥好中国国际扶贫中心等国际减贫交流平台作用，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更加有效地促进广大发展中国家交流分享减贫经验”。讲好中国的减贫故事，不仅需要好的经验和素材，同样需要好的讲述与呈现，这就需要研究者能够在脱贫攻坚的中国话语与反贫困的全球议题之间实现创造性的转换，从基于特殊经验的理论话语迈向具有一般性的理论命题。
（作者为黄承伟，国务院扶贫办全国扶贫宣传教育中心主任，研究员，从事减贫与发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