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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2月28日11:18 | 中国发展门户网 www.chinagate.cn | 给编辑写信 字号：T|T

1920年大地震之后，海原县城惨状。

“十万火急”

在海原地震博物馆里，保存着一份“十万火急”打头的电报。那是时任甘肃省省长的张广建向民国大总统及国务总理发出的求援电报。

可就是这份“十万火急”的电报，发出的时间居然是1921年1月20日—大地震发生已一月有余。当时的政府机构是如何救援这场旷世灾难的，可见一斑。

那时的中国，正经历着天灾、人祸交替的世纪苦难。政局动荡，军阀混战，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刚替代皖系军阀段祺瑞的统治，加之国力匮乏，面对奇灾浩劫，竟无动于衷，惟以总统徐世昌之名捐了1万块大洋。此外，再无政府力量出手救援。

震中各县，地方官府同样遭遇重创，多数陷于瘫痪。海原县县长钟某的妻子、儿子同时遇难，钟某哀极发疯，隆德县知事邓某妻子和女儿遇难，痛不能言……

县衙自身不保，省政府不知所措，北洋政府置若罔闻，震中人民呼天不应，呼地不灵，冻馁、瘟疫接踵而至，灾情进一步加大。

地方官员和乡绅组织的自救，是当时为数不多的亮点。

当时的静宁县县长是周廷元，解放后曾任甘肃省文史研究馆馆长。据其本人《甘肃静宁县大地震纪略》所称，他在地震后的次日凌晨，就从县仓内出粮，救济没有食物的灾民，还从商铺购置衣物，帮助没有衣服避寒的群众，又从仓库取出帐篷搭盖草屋充当灾民住所，并电请兰州河北医院，为受伤民众医治……

当时，英国在中国出版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曾刊发题为《一个甘肃县长在地震中，十分真实的故事》的报道，用感性语言描述周廷元震后作为：“那里的县长是一个精力旺盛，十分能干的人，对人民是一种真正的福分……人们对这位官吏充满赞美。当地震来临时，他立刻命令人们冲出去。并叫人们离开住房……当地震过后，他出来叫人们立刻去抢救那些埋在瓦砾堆中的活人……还命令出资埋葬死者和动物的尸体，以防止发生疾病。”

震后70天，甘肃旅京人员在报刊上撰文痛述灾情之烈，抨击当局冷漠态度，悲叹：“莽莽七十余州县，统一地图上无颜色；蚩蚩九百万人民，与共和国内为孤孽饮痛而无泪可挥”。呼吁国人慷慨解囊，以救助黎民火荼之苦。旅京沪各地的甘肃籍人士纷纷倡捐救灾。

当时，在民间组织的募捐救灾活动遍及全国。旅京甘肃同乡会组织的甘肃赈灾救济会，是较有影响的赈灾组织。该会成立后，即制定了简章，办事规则，向社会各界发出哀告书，向军政要人黎元洪、曹锟、张作霖等人呼吁资助。

不过，大灾面前，这样的救援何等力不从心。

1921年整整一年时间，民间赈灾救济组织仅收到16个省150余县、单位、军队和500余人的捐款3.1万元大洋。如此微薄之数，可见赈捐之艰难。

救灾举措本就举步维艰，杯水车薪，北洋军阀在甘肃的执政者代理、甘肃督军陆洪涛又出了个雪上加霜的“昏招”。

他迫于财政和军饷困难等原因，和甘肃军阀孔繁锦一起铸造铜币。这种铜币以民国铜币做样板，进行翻砂铸造，大量发行流通于兰州周围城镇和地震灾区。直到现在仍有存世。

这些铜币质量粗劣，版别众多，只能在甘肃省境内流通，在外省根本不能使用。而甘肃又是灾区，救灾物资特别是粮食匮乏严重，翻砂铜币大量入市，等于是人为地制造了通货膨胀，甘肃救济崩溃，民间怨声四起。但军阀们不顾灾民的死活，翻砂铜币继续发行了长达4年之久，造成饿殍遍地。

时任固原县公安局局长的石作梁曾回忆，由平凉运来的两车锅饼，刚刚抵达固原县的郊野，就被饥民蜂拥围堵而上拦乞，护押锅饼的士兵也叱之不退，这些饥民“宁甘引颈受刃，不肯舍车放行”。

同时有文献记载，1921年的正月初七，这个陆洪涛还在和一班官吏们在督军署饮酒赋诗，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

1923年3月19日，甘肃籍国会议员周之轮等人在给中央赈务处的公函中，描述震后两年余的惨状：“敝省自震灾以后，民生凋敝，日益颠连，加以雹灾旱荒频岁歉收，始则省外各县更迭蒙灾近，且流离之惨延及省垣。”

逃难，成了众多地震幸存者求生的惟一选择。王炳军告诉记者，海原县死于地震的人十有五六，幸存的又有一小半背井离乡，现在生活在全国各地的海原人，多数都是那个时期逃难人的后代。

留在故乡的人吃光了存粮，吃光了牲畜，甚至用来耕种、运输的牛马也被宰杀殆尽。靠着微薄的救济挨到第二年的春天，野草、树叶又成了吃食。直到数年后，海原民众才又得温饱。

第一份地震科考报告

“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来观测地震，在中国可以说是从海原大地震之后才开始的。”柴炽章这样说。

第一批到达极震区的观测者，严格说来竟非中国人，而是从北京赶来的几个外国人。

这一行人，是抱着救灾的目的前来的。1921年3月6日的《中国民报》报道：“据国际赈灾救济会称，现派赫君等赴贵省灾区实地调查，俟回报后即行筹备相当救济之方。”

“赫君”即为现在翻译的霍尔，国际饥饿救济协会派驻北京的总干事，同行的还有颇具传奇色彩的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摄影师克劳斯。

他们当年3月初从北京出发，经河北、河南、陕西进入甘肃，先后到平凉、隆德、静宁、兰州、固原、镇戎(今同心)等地。

大地震后，山河壅塞，交通断绝。这一行人先乘火车，后雇马车，最后骑着毛驴、骆驼进入几乎沦为孤岛的极震区时，那里的人们已经在恐惧、寒冷和饥饿中苦熬苦挨了两个多月。

可悲的是，霍尔等人并没有带来灾区渴盼的救援。虽然他们在极震区记录了大量的文字和影像资料，回到北京后还制成了纪录电影放映，号召捐款救助。国际饥饿救济协会也确实筹到了不少捐款，但那已是震后第二年。据说，那一年华北五省大旱，国际饥饿救济协会以此为由将款项抽走，地震灾区未得援助。

不过，霍尔等人的调查报告《在山走动的地方》发表在1922年的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上，成为了当年对地震现场最生动、写实的描述。更为珍贵的是，他们拍摄了大量的震害照片。现存的海原大地震影像资料，一多半出自克劳斯之手。

这几个外国人并非专业的地质工作者，他们的记录偏重于地震造成的苦难。这样的场景在极震区随处可见，每走一步都足以震撼人心。也许就是因为这样，他们在极震区中探访了月余，却错过了震中海原。

第一批进入极震区进行专业地震考察的中国地质学家，脚步稍稍晚于霍尔等人。

1921年4月，当时的内务、教育、农商3个部派出翁文灏、谢家荣、王烈、苏本如、易受楷和杨警吾6名委员赴灾区调查。其中，翁文灏是中国第一个地质学博士，对中国的地质学教育和研究应用做了众多的开创性工作：第一个撰写中国矿产志、编成第一张全国地质图、主导发现及开采中国第一个油田。他还是中国近代史上为数不多的“学问做到院士，当官做到总理”的人(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

这次考察，也开创了中国地质学上的多个“第一”。海原县地震局局长刘刚介绍，这个科学考察组进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地震现场考察，提交了第一份地震科学考察报告，绘制了第一份震区烈度等震线图。

除了对地震发生的情形做了详尽描述之外，翁文灏等人也表达了对于地震预防及应对的很多意见。翁文灏在《为条陈调查甘肃地震意见呈请》中建议，中央观象台和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应通力合作，改变一无专门设备，二无专精人才的局面。他还特别提及“地震仪”的设置：“汉时张衡造地动仪，陇西地震长安先知。是我国原为地震仪发明最早之国，惜继起无人，遂至失传。近代欧美、日本所用之地震计，则视古代地震仪尤大进步，能于波动状态为极精细之研究……此不可不早为之计者也。”

当时的北洋政府中央地质调查所立即着手建立自己的地震台。并与1921年派员赴法国学习，1923年开始筹建，直到1930年终于在北京建成了中国第一个地震台，拉开了中国地震观测工作的序幕。

和后来地震前兆及其预报研究更有关联的，是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的谢家荣《民国九年十二月甘肃地震报告》，其中提及地震前后的奇怪气象、鸣声及井泉涨缩现象，并附有自己的见解。

比如现在地震宏观预报非常关键的地下水的变化，在当时就受到了关注。泾川、定西、会宁等县报告，大震后井泉味道比以前略咸。宁夏、静宁、环县等报告则称，震后泉水升高尺许至十余尺不等。宁夏县的泉水较震前微温而臭，通渭、海原等县则有井泉枯涸的报告，隆德县有大震前井泉忽涨，震后复原的现象。

不过，囿于当时的科研能力，谢家荣认为，井泉的变化视各地地形地质情况而异，不能一概而论，颇难断定。所以，他只是把它列出来“以备将来之研究”。一直到30多年后，这些异常现象才被新中国的地质工作者重新整理研究，并成为了地震宏观预报的重要参考。

颇为可惜的是，翁文灏一行也和霍尔等人一样，与实际的震中海原失之交臂。

或许是地震后的交通实在难以前行，或许是此前各种错误报告造成了误导，翁文灏等人经呼和浩特、银川到达兰州，尔后进入震区，经会宁、静宁赴固原，再由固原经平凉、天水返回兰州。海原其实就在他们的这条线路北部不远，却没能在第一时间进入考察者的视野。

尽管对极震区内的大多数地方未能实地考察，但是翁文灏一行所得到的大量第一手资料，直至今天仍然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特别是翁文灏在此后的调查报告中，明确指出了震中并不在此前所说的甘肃平凉，而应该在灾害更重的海原，但具体位置还不能确定。

因为那场地震极震区的范围基本都属当时甘肃省的管辖范围，所以当时被笼统地称为“甘肃大地震”。而按照地震学习惯地以震中来命名为海原大地震，则要等到它发生了38年之后。

对海原大地震系统的科学研究，随着此后中国连年的战乱而被搁置。直到30多年后，才在新中国的地质工作者中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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