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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2月28日11:18 | 中国发展门户网 www.chinagate.cn | 给编辑写信 字号：T|T

地震后的一个打谷场，裂开巨大的口子。

“纪难节”

伤亡是骇人的。

震情最惨烈地是海原。海原县城以东不远，现在还有一处埋葬地震遇难者的“万人坟”。坟堆连着坟堆，占地数百亩。震后仓促下葬的死难者太多，甚至有七八个人同葬一个墓穴。

地震发生时是农历十一月初七，在当地成了特有的“纪难节”。每年的这一天，都会有来自四面八方的后人们，来到“万人坟”祭奠先人。

按照《中国民报》1921年3月的地震灾情调查表，海原县死亡人数约为4.5万余人，被压毙的牲畜有7万余头，房屋则倒塌了8/10。半年后，北洋政府的正式官方文件，将海原县死亡人数确定为7.3万余人，约占海原县总人口的59%。

其次为固原县，1921年呈报官方的死亡数字为4万余人。

海原、固原之外，其他如会宁、隆德、通渭、靖远、静宁等五县，死亡人数均过万人。

造成如此巨大伤亡的根本原因，首先自然是地震之烈。张思源说，海原大地震震级达8.5级，也有研究称是8.6级，在世界近现代史上并非最高，但考量地震破坏力的烈度却达到最高的12级，这意味着“毁灭性的破坏”。

据震中各县县志记载，地震后，海原县城内除一座钟楼和一座极矮小的土坯拱窑外，其余建筑物皆被夷为平地。西安州全城震毁，房屋倒平，麦场上的石碾子自地面跳起一人多高，落下来砸死了一头牛。靖远县东区之干盐池，房屋无一存者……

另一个造成巨大伤亡的原因与当地人的居住方式有关。这一点，中国最早实地考察海原大地震的地质学家翁文灏、谢家荣等人都明确指出过。翁文灏所作《民国九年十二月十六日甘肃的地震》写道：“人民居住非土房，即土穴，支以木料者绝不多见。故经震动即倒塌坠落，不克自持，而人亦随之。”

关于海原大地震，当地人最恐怖的记忆多来自窑洞。

土穴，即窑洞。深受侵蚀的黄土高原土质疏松，一遇震动，黄土如巨浪崩泻，淹没整个村庄，依山凿掘的窑洞顿时成为墓穴。

本世纪初年，宁夏广播电视局曾制作过一部海原大地震电视纪录片，片名借用了当年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文章的题目：《在山走动的地方》。纪录片采访到了几位经历过地震的耄耋老人，留下了为数不多的口述实录。

85岁的吕金芳老人(2002年采访，已去世)是干盐池老城村人。地震前，老城村的城墙上都是村里人住的窑洞。老人讲：“城墙上的洞洞子(窑洞)，一下子摇得没有痕迹了，把人捂死在里头、打死在里头。死人多得很。我有三个姐姐就打死在那个洞洞子里。”

96岁的张怀智老人(已去世)说：“地震把崖窑的门壅了。第二年挖开窑门，发现里面饿死的人多得很。”

海原县地震局办公室主任王炳军告诉记者，上世纪70年代初，海原县农民搞农田基本建设时，挖出过许多地震时倒塌的窑洞遗迹。在这些废弃的窑洞的墙壁上，都能见到一处一处的手指抠抓下的痕迹，深深的，并带着血。血手印垂直的下方墙角，则是森森白骨。可以想见，窑洞的主人曾经是多么绝望而徒劳地试图用双手挖开掩埋他的黄土。

这场大震甚至改变了人们千年以来形成的居住习惯。而今，在海原一带的黄土梁上，再也见不到挖窑洞为居的人家。“打怕了么！”与记者同车到海原的马福生说。

“打”，在当地方言中是一个含义非常宽泛的字眼，常与“死”并用。亡于地震，在当地人口中就叫“打死”，或就是单单一个“打”字。

马福生的话，可以理解为“震怕了”或“死怕了。”

伏尸累累

这场惨绝人寰的大灾难，直到它发生10天后，才明确地记载在国内媒体上。12月26日出版的《民国日报》报道：“本月十六日平凉及四乡十余县，地震十余次，倒塌房屋，压毙生命牲畜无数，为固原县尤重。”

这是当时最接近震中真实情况的报道。消息来自固原县电报局。固原县电报局也因地震倒塌，三名工作人员抢出电报机，架设天线，连接电源……地震数日后才向外界发出了第一份电报：“大批遇难者的尸首遍布四野，伏尸累累而无力掩埋，数十里内人烟断绝，鸡犬灭迹。”

关于大地震死亡人数，众说不一，但从1921年的最初考察开始，最保守的估算也超过20万人。此后数十年，科学界普遍采信的数据是23万余人。

今年，中国近现代重大地震考证研究项目宁夏项目组重新整理了近90年所有的地震历史资料后，把这个数字修正为27万人。

领衔项目组的是宁夏地震局局长张思源。他说，三倍于“5·12”大地震死亡人数，这是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与之接近的只有唐山大地震，死亡24万人。而唐山大地震的震中在一座颇具规模的现代城市。海原大地震，震中在黄土高原的穷乡僻壤，地广人稀，毁于地震的数座县城，规模不过数万人口而已。动辄半城皆殁，家家披丧，何其惨烈！

张思源说，目前统计的海原大地震死亡人数，不但有在地震中直接死亡的，此后的余震、寒冷、饥饿、瘟疫，又夺去了数以万计的生命。由于年代久远，死亡原因已难以详细区别。

但那场地震，无疑是死神降临的起点。

时值隆冬，大震之后，余震不断，且天气陡然转冷。在1922年4月24日《新陇》卷1期上，详细记载了余震及震后天气情况。“十七日(余震)终夜不休，八时陡起大风，为亘古所仅见。人民牲畜冻毙者不计其数……”

曾于1921年赴灾区考察的谢家荣亦曾在文章中提及，这场发生在冬季的大地震，导致当地人民“流离失所，衣食俱无，故不死于地震，亦多死于冻馁。其后各地虽派有急赈，而交通艰难，常需数日后始达，实属缓不济急”。

当时的《地学杂志》在《陕甘地震记略》中报道，灾后人民“无衣、无食、无住，流离惨状，目不忍睹，耳不忍闻……一日失所，复值严寒，忍冻忍饥，瑟瑟露宿，匍匐扶伤，哭声遍野，不特饿殍，亦将僵毙。牲畜死亡散失，狼狗亦群出吃人”。

待到地震后两个多月，国际饥饿救济协会的霍尔等人到达震区时，看到的是这样一幅惨景：“活下来的人无心去掩埋那些从废墟里拉出来的尸体，遇难的人和动物的尸体仍然一起摆在街道上腐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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