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中国发展门户网讯（焦梦）11月11日，2026全球减贫伙伴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由中国国际减贫中心、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共同举办，以“深化伙伴关系，创新减贫路径”为主题，来自10个国家和12个国际组织的官员、驻华使节，以及学术机构、企业界代表等约150人与会。

图为2026全球减贫伙伴研讨会现场。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已进入最后四年。这份2015年由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议程共设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其中第一个就是“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2030年之后接续的全球发展议程（通常被称为“后2030议程”）如何谋划，也已被多方讨论。据世界银行今年9月更新的数据，2024年全球仍有约8.24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相当于每10人中就有1人。会议讨论因此集中在三个问题上：脱贫之后如何防止返贫，目标如何从纸面落到交付，伙伴关系如何从共识变成机制。

从“脱贫”到“振兴”：中国经验的世界意义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为推进全球消除贫困这一崇高的事业做出了这么巨大的贡献。”印度新南亚论坛创始人、主席苏廷德拉·库尔卡尼在视频致辞中提到，中国已累计让8亿人摆脱贫困，“这一成就发生在世界历史上最短的时间之内”。

库尔卡尼正在写一本向印度读者讲述中国减贫故事的书。他认为，“所有国家都应当从中国经验中汲取四条”：人民的勤劳努力、坚定的政治领导与持续多管齐下的政府行动相结合；任何国家都不能盲目照搬他国模式，相互学习与合作是唯一途径；如果相信人类是一个大家庭，就有道德责任帮助“落在后边的成员”；创造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与创造一个没有战争和暴力的世界的愿景密不可分。他认为，全球减贫和发展伙伴联盟的建立，表明“中国已经从关注转向了合作，从全球对话走向了全球团结。”

发展中国家的共鸣，往往从一个更具体的时刻开始。老挝农业与环境部副部长占塔坤·布拉潘说，2026年对老挝是一个历史性里程碑，老挝有望如期脱离最不发达国家行列。“从最不发达国家行列‘毕业’是国家自豪感的源泉，但它不是终点——它是一个要求更高、挑战更大的新篇章的开端。”她解释说，未来要巩固来之不易的成果、应对最不发达国家专项支持措施的退出、构建长期的经济与环境韧性，确保“不让一个县、一个社区、一个家庭掉队”。“一个国家跨越某项统计指标的门槛，并不意味着减贫就此结束；减贫是不断演进的，需要创新的工具、灵活的手段和更深的团结。”

缅甸合作社与农村发展部副部长泰梭的表述，恰与中国减贫实践中“扶贫先扶志、把‘输血’变成‘造血’”的思路相呼应。“我们坚信，只有当农村人口被赋权、从被动的受援者转变为经济增长的积极参与者和建设者，才能实现真正而持久的发展。”

这种“脱贫不是终点”的判断，在中国减贫实践中已经走完一轮验证。“中国的经验表明，精准施策、政策协同、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发展地方特色产业以及充分发挥社区参与的作用，都是至关重要的。”联合国粮农组织驻华代表处助理代表徐明认为，中国从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的转变表明，“减贫并不是一次性的成就，而是一个持续发展、不断适应和创造机会的过程”。

更值得讲述的，是支撑这些做法运转的制度。复旦大学六次产业研究院执行院长王小林将其概括为三种“转型制度”：宏观制度建设与精准扶贫相结合的贫困治理；建立包括“一收入、两不愁、三保障”的多维度贫困识别与监测制度框架；实施分层分类精准治理并强化基层执行力。他跑过不少发展中国家，有一个观察相当尖锐：“如果光看减贫战略规划的文件，写的水平一点也不比中国的差。但问题出在哪里？因为这些美好的概念和蓝图无法执行，而中国的伟大实践，在于以钉钉子精神把公共政策和减贫举措一项一项落到实处，变成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美好生活。”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战略与政策部门负责人阚薇澜则提醒了“硬币的另一面”。她说，中国消除极端贫困“是一项重大成就”，得益于持续的经济发展、长期的政策承诺和精准的措施；“然而脆弱性并不会随着收入提高而消失，而是会发生变化，有些还变得更难识别”。

后2030：目标不必重写，机制必须重建

“本次会议讨论的议题，不再是学术性地探讨后2030年会发生什么，而是我们如何建立长效治理，把它推向前进。”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学院能力建设处处长伊尔霍姆·阿卜杜洛耶夫在主持专题发言时如是说。四年倒计时之下，17个目标中多数进展滞后，有关“后2030”的讨论重心正从“再设几个目标”转向“已有的目标怎么兑现”。

世界银行今年9月更新的测算显示，按每人每日3美元（2021年购买力平价）的国际贫困线衡量，全球极端贫困发生率已从1990年的43.6%、2015年的13.3%降至2024年的10.1%，2026年预计为9.8%。中国国际减贫中心等机构发布的《全球减贫报告2026》据此指出，传统增长驱动减贫的边际效益不断递减，多维贫困、结构性不平等与风险脆弱性交织叠加，“传统减贫治理范式遇到瓶颈，急需政策与机制层面的创新”。

怎么办？英国皇家社会科学院院士、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罗伯特·沃克的第一条建议是“不要推倒重来”。“必须保留现有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第二条是把贫困重新定义清楚：除收入外，还要看教育、健康、住房供应和“人们能获得的服务”，衡量脆弱性、返贫风险乃至“生活满意度”。同时，要促进包容且生态可持续的发展，并创造生产性、体面的就业机会；建立符合国家实际情况的普惠性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并加强基本公共服务；改革国际融资安排，以支持各国自主制定的减贫战略。他指出，全球47%的人口没有得到社会保障，而为所有发展中国家提供基本水平保障“所需的费用应该占不到全球GDP的1%”；富裕国家早在1970年就承诺拿出收入的0.7%用于发展援助；债务、资本流动、贸易壁垒是“全球的责任”。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办事处社会政策处处长乌莎把后2030归结为两件事：让人们摆脱贫困，并确保他们不再陷入贫困。 “很多国家在设计项目上做得很好，却忘了落地交付的能力。”乌莎强调，减贫必须先弄清“谁贫困、贫困到什么程度、为什么贫困”，才能据此部署预算和财政措施。她特别提出了“20+20”创新合作构想：遴选 20 个受财政约束、高负债、治理压力大的脆弱国家，自主绘制减贫规划图；匹配另外 20 个具备财政、制度、卫生、社保建设经验的伙伴国家，借鉴中国东西部协作帮扶经验，开展配对协作。

这些关于“目标能不能兑现”的判断，在研讨会上午的主旨发言中已有呼应。联合国可持续农业机械化中心主任李宇彤提供了区域进度表：据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2026年亚太地区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报告》显示，按当前步伐，亚太约88%的可衡量具体目标预计无法如期达成；以技术创新驱动的可持续农业机械化可成为催化剂，前提是“弥合数字鸿沟，提升技术的可获得性与可负担性”。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中国办公室副主任金又正则把落点放在粮食体系：面临粮食危机的国家中有2.66亿人处于突发性粮食不安全状态，“打破贫困与饥饿的循环，需要凝聚各方合力”——她提出三点优先：直面冲突、气候风险与经济脆弱性等导致贫困与饥饿的深层动因；健全粮食体系与抗风险能力，投资本土粮食生产和小农；强化国家主导的政策与制度。“没有任何一种模式可以简单地从一国转移到另一国，但经验可以被分享、被改造，也可以激发新的方案。”

阿卜杜洛耶夫的专题总结与开题呼应：“2030年后的任务并不是发掘新的目标，而是保持现有目标，并提供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真正的资金、真正的机制、体面的工作和伙伴关系。”

伙伴关系：从共识到可交付

“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这些挑战。”上海合作组织副秘书长索海尔·汗说。他介绍，上合组织2023年成立成员国减贫特别工作组，推动减贫合作“从碎片化方式走向制度化”；但“我们认为，区域努力如果不同全球层面的倡议形成协同，就无法完全实现其既定目标”。为此他提出五条建议：上合组织国家加强区域组织与全球机构之间的联系，特别是在数据共享与经验分享方面；投资教育和人力资本，重点是妇女和青年；支持创新和创业，重点关注适合当地社区负担得起的技术；加强南南合作与三方合作，作为知识交流和能力建设的有效模式；支持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开展联合活动，特别是邻国之间的联合试点项目。

机制化的最新载体，是今年5月在北京成立的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中国国际减贫中心主任刘俊文介绍，联盟由中方牵头发起，目前有54个国家和10个国际组织共同发起，成员范围仍在扩大。索海尔·汗表示，上合组织欢迎这一倡议，愿与联盟分享经验与机制，并在经验交流、专家培训、联合研究等领域参与联合项目。

东盟副秘书长山伦认为这场研讨会“是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工作计划的一部分”。在《东盟共同体愿景2045》的指导之下，东盟坚持以人为本、包容发展，把伙伴关系、创新和知识转化贯穿农村转型，推动增长成果更加公平地共享，让脆弱群体有更多机会获得发展机遇和基本服务。

与联盟互为表里的，是研讨会自身这个十年平台。中国外文局副局长、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主任于运全用“十年栉风沐雨，十年春华秋实”概括这十年：2017年4月首届在罗马举行，“一年一个脚印”，研讨会已经成为中国与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共商全球减贫的机制化平台。自2018年起，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与六家机构联合发起全球减贫案例征集活动，七届共征集到93个国家和地区的5470余篇案例，“把洒落在全球大地上的‘减贫珍珠’串成一条闪亮的‘知识项链’，送到最需要的地方”。

图为第七届“全球减贫案例征集活动”推荐案例名单发布。

而在研讨会上发布了《全球减贫案例集2026》《全球减贫报告》等知识产品，并发布第七届“全球减贫案例征集活动”126个推荐案例，启动第八届案例征集活动。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驻华代表倪华表示，面对庞大的贫困人口，“减贫不能依靠零散孤立的干预举措，也不能一再依赖短期危机管理”，而要投资于农村经济的基础——有生产力的企业、运转良好的市场、强有力的机构。“从‘最初一公里’入手，把气候韧性、市场融合和农村就业特别是青年就业统筹起来。”他介绍，农发基金第十四轮增资把深化市场一体化、扩大农村就业特别是青年就业、增强对气候和冲突及经济冲击的韧性作为三个优先方向；农发基金每 1 美元核心捐资可带动约 6 美元的落地资金。

面向未来，于运全提出三个方向：以科技创新点燃减贫新引擎，让技术红利“直达田间”；以知识共享凝聚减贫新智慧，推动更多地方实践转化为普惠的全球公共知识；以伙伴协作构建减贫新格局——“独行快，众行远”。他也明确了外文局的角色：继续当好全球减贫故事的讲述者、减贫知识的传播者、减贫合作的践行者。

在莱索托首相办公室官员皮措·爱德华·采纳塞看来，伙伴关系的成败取决于一个细节：是否把受益者当作主体。莱索托把当地的社区互助传统升级为“国家协调—地方治理—社区所有权”的三方架构，核心经验是“不仅把受支持者当作受益人，而是把他们作为塑造未来的积极合作伙伴。”

企业层面的实践，展示了伙伴关系如何落到具体工程上。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第六工程成套事业部副总经理郭金龙分享了喀麦隆雅温得饮水项目：区域供水覆盖率从15%提升至55%，直接惠及250万居民，家庭水费支出占收入比例由12%降至7%。比工程更关键的是他反复强调的一步——“从交钥匙到交能力”：以师带徒培养1500余名当地青年，共建中喀联合水质检测中心，培养85名检测员和110名本土骨干。

图为与会嘉宾翻阅展示图书《全球减贫案例集》。

一天的研讨会，被重复最多的一个词是“伙伴关系”。占塔坤说，展望2030年之后，“深化伙伴关系不是一种奢望，而是一种现实的必需”。从罗马到北京，这个研讨会十年留下的最实在的成果，或许不是某一句宣言，而是一套能年复一年运转下去的合作机制：让经验被记录，让知识被共享，让伙伴关系在下一次危机到来时仍然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