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将“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作为一项重点任务，提出加强农业资源节约和生态保育、推行农业绿色生产方式、促进农业生态价值转化。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也明确要求，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这些重要部署表明，绿色发展已经不是农业现代化的附加选项，而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的内在要求。

农业既是经济再生产过程，也是自然再生产过程。农业生产离不开耕地、水、生物等自然资源，同时又会对土壤、水体、气候和生态系统产生影响。推进农业全面绿色转型，不能简单理解为减少化肥农药使用，更不能把生产发展与生态保护对立起来。其根本任务，是依靠科技进步、结构优化、循环利用和制度创新，以更少的资源消耗和环境代价获得更高质量的农产品、更稳定的农业产能和更可持续的农民收入，实现增加供给、提高收入、保护生态的有机统一。

农业全面绿色转型是农业发展方式的深刻变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在耕地和水资源约束较强的条件下保障了庞大人口的食物需求，成就来之不易。但也要看到，在农产品供给相对短缺时期，农业增产较多依靠增加化肥、农药、饲料、灌溉水等要素投入。一些地区超量施肥用药、超采地下水、种养布局不匹配，畜禽粪污、秸秆和废旧农膜未能得到有效利用。这种生产方式在特定阶段为增加农产品供给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资源环境代价逐渐显现，继续依靠高投入、高消耗扩大生产的空间越来越小。

近年来，我国农业绿色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十四五”时期，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由0.565提高到0.583，主要农作物化肥利用率和病虫害绿色防控覆盖率分别达到43.3%和59.2%，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80.1%，秸秆综合利用率稳定在88%以上。2025年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达到98%，绿色、有机、名特优新和地理标志农产品总数达到8.8万个。农业资源利用效率不断提高，清洁生产方式加快推广，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明显增加，为“十五五”时期全面推进绿色转型打下了良好基础。

全面绿色转型也是农业由数量增长转向质量效益提升的必然要求。随着城乡居民食物消费从“吃得饱”更多转向“吃得好”，农产品需求更加重视安全、营养、风味和品质。与此同时，土地、劳动力和物质投入成本不断上升，单纯依靠增加投入提高产量的空间趋于收窄。精准施肥用药、节水灌溉、绿色防控和生态种养，既能够减少不合理投入，也有利于改善产品品质、降低生产成本、提高资源产出率。绿色生产力正在成为农业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过，平均指标改善并不意味着深层次问题已经完全解决。化肥农药利用率提高，并不等于所有区域的农业面源污染风险都同步下降；秸秆、畜禽粪污利用率提高，也不等于收集、运输、处理和产品利用已经形成稳定的商业模式；绿色农产品数量增加，也不等于绿色优质必然实现优质优价。一些地方绿色技术仍是单项示范多、集成应用少，试验田里效果明显，大面积推广后却受到成本、设施、经营规模和服务能力制约。农业绿色转型已经从解决“有没有”的问题，进入提高质量、完善机制和增强内生动力的新阶段。

从政策演进看，这一阶段性变化十分明显。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重点部署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养殖尾水处理、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等任务，着力补齐突出生态环境短板。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把绿色农业同科技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统筹起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又把资源保护、生产方式转型和生态价值实现贯通起来。这意味着，在持续推进减量治污和生态保护的基础上，农业绿色发展更加注重生产方式、产业体系和治理机制协同转型，并进一步拓展生态价值实现空间。

准确把握农业全面绿色转型的核心内涵

农业绿色转型之所以强调“全面”，就在于它不是某一个生产环节的局部调整，而是涉及资源利用、技术装备、经营方式、产业链条和政策制度的整体转型。推进这一转型，需要重点把握几个方面的变化。

从依赖资源消耗转向资源节约和布局优化。不同地区的水土条件、生态功能和产业基础差异很大，同一种作物、同一种养殖模式，在不同区域产生的资源环境影响并不相同。农业绿色转型不能只在生产末端治理污染，更要从源头优化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应以农业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准，统筹耕地数量、质量和生态保护，合理确定种什么、在哪里种、养多少、怎样养，使农业生产布局同水土资源条件、环境容量和市场需求相匹配。开展新一轮农业资源调查与区划，实质上就是为农业生产配置一张更加科学的资源底图。

从单项投入品减量转向全链条绿色低碳。过去谈农业绿色发展，较多关注化肥、农药和用水量。全面绿色转型不仅要推进精准施肥、科学用药和节水灌溉，还要把绿色要求延伸到品种、农机、养殖、加工、储运和消费各环节。种植业要提高水肥药利用效率，畜牧业要推进节粮、减抗和粪肥还田，渔业要加强养殖尾水和规范用药管理，农产品加工流通要降低损耗和能源消耗。秸秆、畜禽粪污、尾菜、废旧农膜等不能只被当作需要处理的废弃物，而要尽可能转化为肥料、饲料、基料、能源和工业原料，在种养加销之间形成循环。

农业绿色转型也为农业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广阔应用场景。节水抗旱品种、绿色投入品、新能源农机、智能灌溉、精准施肥、无人机植保以及农业环境监测等技术，可以同时发挥稳产、节本和减排作用。绿色技术不是对传统生产能力的削弱，而是对资源配置方式和生产效率的重塑。把绿色技术同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起来，才能把试验示范中的绿色高产转化为大面积、可持续的稳产增产。

在强化生态保护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生态价值创造。农业绿色转型能否长期持续，关键在于能否让保护生态的行为获得合理回报。农户采用绿色生产方式，往往需要承担技术学习、设施改造、认证检测和产量波动等成本，而节水、减污、固碳等生态收益却由全社会共享。如果绿色生产者长期“多投入、少收益”，转型就缺少稳定动力。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提出探索农业生态资产确权、开展农业相关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实施农产品碳足迹管理、推进农业领域碳交易，反映出政策思路正在从保护生态进一步走向经营生态、实现价值。其核心不是把所有生态资源简单商品化，而是通过标准、核算、认证、品牌和市场机制，使优质环境形成优质产品，使生态贡献获得合理补偿，使绿色低碳成为农业经营主体可以感知的实际收益。

破解农业全面绿色转型面临的现实制约

破解全国平均指标改善与局部污染风险仍然突出的问题。农业面源污染具有分散性、区域性和累积性，同一地区不同作物、不同季节的氮磷流失风险差异明显。仅用化肥农药使用总量和综合利用率评价绿色发展，难以准确反映重点流域、设施农业集中区和规模养殖密集区的环境压力。今后既要看投入品减了多少、废弃物用了多少，也要看土壤地力是否提高、水体环境是否改善、单位农产品环境排放是否下降。

破解绿色技术供给与小农户采用能力不匹配的问题。我国农业经营主体数量多、规模差异大，一些绿色技术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规模经济特征，单个农户既缺少设备，也难以承担检测、运输和维护成本。例如，粪肥还田需要检测、发酵、储运、施用等多个环节，病虫害绿色防控需要监测预警和统防统治，仅靠农户各自为战很难取得稳定效果。绿色技术能不能推广，不仅取决于技术本身是否先进，还取决于有没有便捷、低成本、可持续的社会化服务。

破解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产业可持续运营能力不足的问题。农业废弃物体量大、分布散、季节性强，普遍存在收储运成本较高、产品附加值较低、供需衔接不稳定等问题。利用率达到较高水平之后，下一步不能只是继续追求数字增长，而要更加关注利用方式是否安全、利用产品是否有市场、运营主体能否盈利。只有把种植、养殖、加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组织连接起来，循环农业才能由项目推动转向常态运行。

破解绿色投入成本与农民收益不匹配的问题。当前一些绿色农产品存在认证多、识别难，品质好、价格不一定高等现象。绿色产品的分级标准、质量追溯、消费认知和市场信誉仍需加强，农业生态价值核算、碳足迹和碳交易也处在探索阶段。如果标准不统一、数据不可信、核算成本过高，就容易出现“有概念、无市场”的情况。绿色转型必须把农民增收摆在重要位置，不能把成本主要留给生产者、收益主要留在产业链后端。

强化农业全面绿色转型的系统支撑

优化农业生产布局，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要以新一轮农业资源调查与区划为基础，摸清耕地、水、生物和气候资源底数，分品种、分区域完善农业生产布局。水资源紧缺地区应突出节水和适水种植，畜禽养殖集中地区应以土地承载能力确定养殖规模，生态脆弱地区应发展与生态功能相适应的特色产业。要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和耕地质量提升，推进水肥一体化、旱作节水和非常规水源利用。按照有关部署，到2030年，我国将新增高效节水灌溉面积8000万亩。推进这一任务，既要抓好设施建设，也要完善农业水价、运营管护和技术服务机制，确保工程长期稳定发挥效益。

强化绿色科技集成和社会化服务。围绕农业深度节水、精准施肥用药、污染土壤治理、养殖减排和绿色农机装备等重点领域，要形成一批成本可承受、操作较简便、效果可验证的技术模式。发挥人工智能、物联网和遥感监测作用，提高墒情、病虫情、养分和环境风险的监测预警能力，实现从经验投入向精准投入转变。更重要的是，要依托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专业化防治组织、农民合作社和科技小院，把分散的品种、技术、装备和人才组织起来，为小农户提供耕种管收、施肥用药、粪肥还田和质量检测等服务，通过专业化社会服务降低小农户采用绿色技术的门槛和成本。

打通种养循环和废弃物高值利用链条。应以县域为基本单元统筹种植业和养殖业布局，根据农田养分需求和粪污产生量合理配置处理设施、还田土地和服务主体。对秸秆利用，既要科学推进还田，也要发展饲料、基料、成型燃料和生物质材料；对畜禽粪污利用，要从建设处理设施进一步转向提高粪肥质量和还田效率；对尾菜、加工副产物等，要因地制宜发展饲料化、肥料化和能源化利用。例如，重庆涪陵围绕黑猪和榨菜产业，将养殖粪污、榨菜尾叶和中药渣等纳入种养循环链，推动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并取得化肥减量、土壤改良和节本增效等综合效益。评价循环农业发展成效，既要看废弃物综合利用率，也要考察高值化利用水平、环境效益和经营主体收益。

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拓宽生态价值实现渠道。要健全覆盖产地环境、生产过程、产品质量和加工流通的农业绿色标准体系，推进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一体实施。完善农产品品质评价、分等分级和质量追溯制度，引导商超、电商、餐饮和公共采购主体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采购，使优质产品获得合理价格。例如，上海市闵行区通过优质稻米产业联盟推进绿色认证和品牌经营，相关稻谷亩均收益增加约600元。绿色转型只有同市场、品牌和农民收益相连接，才能形成稳定的内生动力。

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应坚持稳慎有序。可以选择基础条件较好的地区，探索农业生态资产登记、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农产品碳足迹和农业减排增汇项目，完善第三方核证和信息披露制度。对短期内难以通过市场交易实现的生态价值，应加强财政纵向补偿和地区间横向补偿；对具备稳定收益和环境效益的绿色项目，可通过绿色信贷、农业保险和社会投资降低融资成本。无论采取何种方式，都要防止重概念包装、轻真实减排，确保生态价值建立在可信监测、统一标准和实际环境改善的基础上。

健全激励约束和监测评价机制。农业绿色转型涉及农业农村、生态环境、水利、自然资源、财政、金融等多个部门，需要形成目标协同、政策协同和资金协同。应完善农业资源台账和绿色发展监测网络，逐步把资源利用效率、农业面源污染风险、减排固碳成效、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和农民收益纳入综合评价。财政补贴既要支持设施建设，也要支持运营服务和实际效果；绿色项目既要重视事前立项，也要加强长期绩效监测。通过明确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和政府的责任与收益，形成政府引导、市场驱动、主体参与、社会监督的长效机制。

推进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改变的不只是投入品使用数量，更是资源配置方式、农业生产方式、产业组织方式和价值实现方式。“十五五”时期，要在巩固已有成效的基础上，把稳产保供作为前提，把节本增效作为动力，把农民增收作为落脚点，把生态改善作为检验标准，促进农业发展由资源消耗型向节约高效型转变，在持续深化专项治理的同时强化系统转型，在改善生态环境的基础上拓展价值创造。

只有让绿色技术真正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让生态优势真正转化为产品优势和发展优势，让农民在绿色转型中得到实实在在的收益，才能不断提高农业发展的“含绿量”、农产品的“含金量”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含新量”，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持久动力。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