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杂粮是指除了水稻、玉米、小麦等主粮作物外的其他粮谷类作物，包括高粱、荞麦、蚕豆、小米等，种类多、营养丰富，是居民日常饮食的重要补充，同时也事关粮食生产。

受山地地形制约，重庆杂粮分布散、面积小，近年来总种植面积维持在180万亩左右，虽每年略有增加，但体量仍不够大。

机械化水平低、加工链条短、单产不高，是重庆杂粮发展面临的三大“拦路虎”。

在“馒头山、巴掌田、鸡窝地”的耕作条件下，重庆如何让“小杂粮”长成“大产业”？

近期，重庆日报记者走访江津、酉阳等地，采访市、区（县）农技专家，总结我市各地在发展高粱、苦荞、蚕豆过程中的经验，探讨如何做强杂粮产业。

一粒苦荞的“七十二变”

7月17日，中午12时许，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土家金荞面馆，仅有5张桌子的小店里，有4张桌子坐满了。

作为一家开业仅数月的面馆，食客们无一不是冲着店里特色苦荞面而来。加了各种臊子的苦荞面端上桌，店员又陆续端上苦荞茶、苦荞饼干、苦荞沙琪玛等小吃，给好奇的客人试吃。

酉阳素有种植苦荞的历史，当地人也有吃苦荞制品的习惯，大家最熟悉的莫过于苦荞酒了，而用苦荞制成的鲜面，很少有人知道。

“用苦荞酿酒是我父亲的首创，苦荞鲜面则是我的首创，这几年我还开发了苦荞饼干、苦荞干面、苦荞沙琪玛等食品，就是为了把我们酉阳的苦荞产业发展好。”面馆老板、简小荞（重庆）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简赤琼说。

“玉米收割后，把苦荞种子往地里一撒，两个多月就能收了，期间施一次肥就行，很省事。”简赤琼生于有着“苦荞之乡”美誉的酉阳后坪乡，她从小就熟知苦荞的种收节律。“我父亲是个爱琢磨的人，用苦荞酿酒，这种酒比苞谷酒温和一些，带着苦荞香和些许苦涩的口感，很受我们当地人喜欢。”

简家苦荞酒的酿造成功，引得当地酒坊纷纷效仿，酉阳的苦荞也从零星种植逐渐走向规模化。

“近年来，县里引入西南大学、农广校等专家的力量帮助苦荞产业发展，不仅选育了新品种，专家们还建议我进一步丰富加工产品品类。”在一次去四川西昌的考察中，简赤琼第一次看到苦荞沙琪玛这一产品，就此打开了想象力，脑子里瞬间蹦出来的产品就是苦荞面条。

新品开发不易。“不仅是在面粉里掺入苦荞粉这么简单，这样面条根本无法成型，一煮就断了，口感也不行。”简赤琼说，此后，经过一年多的比例调试，她才终于掌握了苦荞干面条的制作工艺。

自此，她就像打通了“任督二脉”，在产品开发的路上马不停蹄：苦荞馒头、苦荞饼干、苦荞沙琪玛、苦荞酥等系列苦荞面点相继“出炉”。

面馆则是她的最新创意，“鲜面跟干面的制作工艺又大不相同，我就是想通过不同的产品，让更多人了解、爱上我们酉阳苦荞。”简赤琼说。

同样致力于苦荞产品创新的还有浙江人夏训康。近年来，他借助江浙一带的黄酒酿造技艺，在酉阳开办全国首家以苦荞为原料的黄酒生产企业——土司府酒业有限公司。

“传统的黄酒很甜，但苦荞黄酒甜度就不高，口感更好，所以我拿回江浙卖也非常受欢迎。”夏训康说。

从简小荞公司到土司府酒业，以及酉阳当地大大小小的酒坊，一个庞大的苦荞加工网络，撑起了酉阳约7万亩苦荞的种植规模。

“我们本地的苦荞还不够这些企业用，他们每年还从外地采购，村民种苦荞根本不愁销，一亩可收入近1000元。所以，目前我们打算带动群众进一步扩种，把全县苦荞种植面积提升至10万亩。”酉阳县农技推广站站长李君保说。

高粱全程坐上“专机”

时下，在江津区永兴镇黄庄村，江小白农庄的高粱种植基地里高粱渐红，即将进入收获期。

“你看，我们的高粱都是直立型的，一般不超过1.6米高，矮化了0.2米，就是为了方便机械化收割，减少机收损失率。”江小白农庄有限公司经理周俊锋介绍。

作为江小白酒庄自有的核心原料生产基地，江小白农庄一直在进行机械化探索。周俊锋说：“如果不是机械化的实现，高粱几乎不可能规模化发展。”

在重庆，高粱一直都为酿酒而“生”。市农技总站高级农艺师刘伟说，过去，我市的高粱只在荣昌安富、永川青峰、铜梁侣俸等有酿酒厂的区域周边零散种植。

“有企业收购，不愁销路，加上村民自己种植，不计入人工成本，种植高粱的收入较水稻略高。”刘伟说。

但散户种植高粱的风险也极高，一旦订单不能如约兑现，农户几乎无法卖出或自用，一年的收成最终无法变现。

近年来，随着周边省大酒厂的种植订单抛来，我市高粱也逐步走向适度规模化发展，由大户承包种植。

为了确保核心原料供给，2017年，江小白在黄庄开始建设自有基地，当时的面积是500亩。

“那时还没有机械化手段，我们采用的仍然是人工种植模式。”周俊锋说，一年下来算了算账，基地居然还亏了钱，且存在很大的种植风险。

他说，以育苗后移栽为例，这中间的窗口期仅有二三十天，“就算天气情况一切适宜，我们每天都需要五六十个工人来干活，才能衔接好这个农时，否则种植潜在风险特别大。”

与此同时，成本也居高不下，从种植、管护到收获，一亩高粱的人工成本接近1200元。而按照每亩产量500斤，每斤2元的市场收购价计算，人工种植一亩高粱还亏损。

“这其实也是当时高粱规模化种植面临的共同难题。”周俊锋说，因此在江津区的支持下，近年来，农庄依托川渝等地的科研院所，全力开展高粱全程机械化种植探索。

在重庆的黏重土壤下，种子难以“顶土”，加上机器碾压，出苗率低，他们就依托本地轻量化水稻插秧机，进行适宜高粱播种的针对性改良；常规“弯腰型”高粱品种，收割时连同高粱秆一并收割，杂质多，后续烘干时间长，处理很麻烦，他们就培育直立型矮秆高粱品种“金皮糯1号”等等。

通过多年的摸索，2023年前后，江小白农庄率先在西南地区实现了高粱的全程机械化种植，将种植成本降至每亩200元。

“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农技部门，我们把探索的成熟技术向外推广，包括跟我们合作的周边11个合作社。”周俊锋说，如今农庄已形成万亩高粱种植区，其中江小白自有面积3000亩，其余均是合作社发展种植。

刘伟说，在重庆丘陵山区地形下，高粱作为唯一实现了全程机械化种植的杂粮作物，对于我市30万亩高粱种植面积的稳定起到了关键作用。

鲜食蚕豆卖到江浙沪

如果说酉阳在“链”上找出路，江津在“地”上做文章，那么市农科院的“破题”则从“种”开始。

重庆的杂粮中，以蚕豆面积最大，约120万亩。我市多地均有种植蚕豆的习惯，但始终未能形成产业化发展。症结在于重庆冬季阴冷、潮湿、寡日照的环境，导致蚕豆赤斑病高发频发，年平均发生率高达50%，产量损失超过30%，严重地块甚至绝收。

“产量也是个大问题，此前重庆蚕豆亩产仅1000斤左右，农户种来基本都是自己吃。”市农科院玉米与特色作物研究所所长张晓春说。

为解决这些难题，2008年，市农科院科研团队从国内外引进大量优质种质资源，再结合重庆本土资源，开展抗赤斑病蚕豆品种杂交选育。

“与此同时，团队还根据市场消费需求，加强对蚕豆产量、大小、口感等指标的筛选。”张晓春说，2021年，“渝蚕5号”成功通过品种鉴定。

这个新品种的鲜荚“个头”是传统“老胡豆”的两三倍，单株能结荚七八个，更重要的是，它具有赤斑病高抗特性。

自2023年以来，我市连续对该品种进行实地测产，每年亩产均稳定在4000斤以上。特别是2025年，在当年赤斑病高发的情况下，“渝蚕5号”仍然亩产4224斤，成功达成高产创建目标。

“渝蚕5号”的“横空出世”，很快吸引了各区县的注意。近年来，每次测产现场，都有区县农技人员、种植大户赶到现场观摩，他们好奇，这么高产的蚕豆到底是怎么种的，市场前景究竟如何。

潼南区太安镇罐坝村的种植户陈红平则用自身经历“现身说法”：“市农科院的团队在江苏、上海找好了渠道，根本不愁卖，收购商直接上门收购，今年每亩效益近6400元，比种柑橘都赚钱！”

国家现代农业食用豆产业技术体系重庆综合试验站站长张继君说，江浙等沿海地区，人们都特别喜欢吃鲜食蚕豆，市场需求量极大。“渝蚕5号”选育成功后，科研团队成功打通了销售渠道，以每斤鲜荚收购价2元以上的价格，销往江浙一带。

“亩产4000斤鲜荚，每斤收购价2元多，如果和水稻轮作，亩产就能达到1万元，效益有保障。”张继君说，由于高产还不愁销，近年来“渝蚕”系列蚕豆在重庆迅速推广，总面积已达到5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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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杂粮要“挑大梁”必须答好“系统题”

在“馒头山、巴掌田、鸡窝地”的重庆，小杂粮究竟能不能做成大产业？江津高粱、酉阳苦荞、市农科院蚕豆的实践给出了同一个答案：能。但前提是，必须答好品种、技术、加工、市场协同发力的“系统题”。

机械化水平低、加工链条短、单产不高，重庆杂粮产业这三个问题互为掣肘：没有机械化，规模上不去；没有加工链，效益出不来；没有好品种，市场和产量都无从谈起。

我市虽在高粱、苦荞、蚕豆领域均作出了有益探索，但还不够。以高粱为例，虽然用机械化解决了规模化种植问题，但在加工方面仍然存在单一路径依赖，特别是白酒市场目前处于深度调整期，这给高粱面积稳定带来一定挑战。而在北方，有专做饲料用的高粱，也有用于色素提取的加工型高粱，甚至还有企业用高粱加工成扫帚，加工用途更为广阔。

蚕豆虽然通过品种选育，实现了高产、赢得了市场，但在机械化播种、收获上还未有较大突破，生产成本、劳作强度仍有降低空间。 苦荞同样没有实现机械化，单产300斤仅为四川凉山的一半。

想要把“小杂粮”做成“大产业”，任何“单点突破”都难以撬动全局，唯有系统推进才能破题。

对于重庆而言，要立足自身杂粮产业，找准市场需求，在发展中形成“品种培优—机械强基—加工增值—市场导向”的完整闭环，才能让“小杂粮”在乡村振兴中“挑大梁”。关键在于，这道“系统题”，须得统筹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