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印发的《“人工智能+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提出，推动建立企业首席数据官制度，持续推进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国家标准贯标，夯实企业数据治理基础。

这并非首份提及首席数据官（英文简称为CDO）的重磅文件。近年来，《加快数智供应链发展专项行动计划》等多份文件鼓励建立首席数据官制度，将这一群体逐渐推到聚光灯下。作为数字时代的“新C位”，首席数据官是数字资产的“掌舵人”，肩负着管理和运用企业数据资产、充分挖掘数据价值、驱动业务创新和业务转型变革的关键使命。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有超过160个城市建立了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长期研究数据治理的电子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韩啸告诉科技日报记者，近年来，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对首席数据官的重视程度正在快速提升，呈现出从试点探索到全面推广的发展态势。

首席数据官是个什么“官”？他们面临着哪些挑战？未来发展前景如何？科技日报记者采访了多位专家。

激活“沉睡”的数字富矿

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将数据列为与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并列的生产要素。

数据的战略价值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点“数”成金的首席数据官也随之走入人们的视野。

普通人眼中平淡无奇的数据，在首席数据官看来，却是“沉睡”的数字富矿。

数族科技（南京）公司首席数据官杨平说，一张普通的购物发票，也能挖出新的价值。“企业购物发票信息显示了‘谁和谁’在‘什么时间’做了‘什么买卖’，积累起来就形成了企业经营状况的‘数字足迹’。”杨平告诉记者，通过分析企业购物发票蕴含的海量数据，不仅可以了解企业发展态势，还能研判相关行业情况。

通过分析大量发票数据，数族科技在江苏省数据交易所上架两大类36款数据产品。其中一类为数据应用类产品，可以为相关企业精准画像，提供企业经营情况的动态评价、风险预警等服务。

“就像‘体检单’，企业健康与否一目了然。”杨平介绍，以前银行贷前调查要派专人到企业走访查证，通常要5至10天；如今通过数据产品，只需5至10分钟即可了解企业情况，为银行高效、动态评价企业提供了有力支撑。

“首席数据官是数字时代的产物，是顺应数字政府、数据要素市场等诞生的一个关键角色。”国际数据管理协会（DAMA）大中华区主席汪广盛告诉记者，其核心职能可概括为三项——管好数据、做好转型、建好团队，具体包括数据基础设施建设、数据治理与质量管理、数据开发利用与价值实现、数据安全与人工智能的合规管理等。

汪广盛表示，一名称职的首席数据官，不仅能通过整体管理和开发利用，将数据变成“金山银山”，还能规划数字战略，让其所在机构走在数字化转型发展的前列。

全球范围内，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率先探索首席数据官制度。

2002年，美国第一资本公司最先设立了首席数据官一职，随后该职位设置在金融、电子商务和互联网等对数据依赖性较强的企业中推广。2009年，美国科罗拉多州设立了第一个政府首席数据官，各地政府部门也纷纷效仿。目前，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如英国、法国、加拿大等纷纷在中央和地方政府设置了首席数据官职位。

“我国首席数据官制度的兴起，与国家大数据战略和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密切相关。”韩啸说，设立首席数据官既是顺应数字时代发展的制度创新，也是响应“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举措。

2018年，原银保监会出台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数据治理指引》首次在国家层面文件中使用“设立首席数据官”的明确表述。2025年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发布的《关于完善数据流通安全治理 更好促进数据要素市场化价值化的实施方案》提到，鼓励企事业单位设立首席数据官，加强数据治理和数据开发利用。2025年3月，商务部等八部门印发的《加快数智供应链发展专项行动计划》也明确提出，鼓励建立首席供应链官、首席数据官制度。

“设立首席数据官制度，成为撬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支点。”韩啸说，2023年起，我国首席数据官制度建立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我国企事业单位、各地政府纷纷开设首席数据官职位，首席数据官制度“多点开花”。

“新官”上任面临多重挑战

首席数据官的履职之路，并没有想象中的简单。

普华永道发布的《2023中国首席数据官调研》显示，中国首席数据官或类似管理岗的渗透率仅为1.3%，远低于全球27%的水平；超过1/4受访者表示所属企业的数据工作推进不畅，面临运作机制不到位、部门间责权分工不明、整体数据战略和目标不明确等挑战。

“由于职能定位与权责不明晰，‘C位’作用并未有效发挥。”据昆仑之数（成都）科技有限公司CEO黄万忠观察，首席数据官虽然是“C”打头的职位，绝大部分却并不在企业高管之列。很多首席数据官职务在组织体系中设在传统的首席信息官（CIO）或首席技术官（CTO）之下。这导致他们一方面难以对组织资源进行协调和调动，另一方面工作责任不够清晰明确。

恩核数据创始人郑保卫也持有相同看法。他表示，“归属CIO或CTO管理的首席数据官处境比较尴尬，受级别和地位所限，部门间沟通成本高，工作有时会遇到不少阻力。”

当前，不少首席数据官难以掌管成体系的数字人才团队，其本身也是兼职身份。

作为数据领域的一名“老兵”，黄万忠在大数据技术火热起步的年代，先后担任过几家公司的首席数据官。他在神州数码公司担任首席数据官时，团队达2000多人。黄万忠说，大部分首席数据官没那么“幸运”，并没有掌握一个成体系的数据管理团队，难以发挥理想价值。

研究显示，当前我国政府首席数据官群体兼职现象普遍，这一群体的画像以男性为主，平均年龄集中在56—60岁区间。“在兼职为主的情况下，管理者频繁更迭，不利于数据管理工作的持续推进，可能会诱发短期主义、面子工程、数据管理碎片化问题。”韩啸说。

在制度方面，首席数据官还面临着资格认证渠道少的窘境。记者梳理发现，目前市场上对首席数据官的认证仍以民间组织机构进行的“社会性认证”为主，例如相关协会、联盟组织的培训认定。

前不久，郑保卫取得了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证的首批正高级大数据工程师职称。他告诉记者：“这是北京市首次对大数据人才进行高级职称资格认定。目前还没有国家层面的‘首席数据官’资格认定渠道，各地正在摸索尝试大数据专业的人才认定。”

杨平对“官方认证”翘首以盼：“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从事数据管理的人才将越来越多，希望政府部门或高校组织针对首席数据官岗位的培训和认证，规范职业评级。”

随着数据要素市场化价值化持续推进、数字化改革进入深水区，首席数据官的人才需求还在不断上涨。《中国数字经济人才发展报告（2025）》指出，截至2024年底，我国数字经济人才总量已达3286万人，然而人才需求规模约6500万人，缺口高达3200万人以上。

具备技术和管理复合能力的首席数据官更是“一将难求”。郑保卫预测：“国内首席数据官人数可能不到1万人，市场需求至少有几十万。”

目前，我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渗透率大约为17%，这意味着还有83%的数字化业务市场空间。作为朝阳产业，未来2至3年后，数据产业将迎来大规模发展期，成为时代新的“风口”。让数据资产转化为经济价值，急需更多具备先进数字化思维和综合数据治理能力的首席数据官人才。

让更多人才在“C位”聚力

今年1月初，全国首单“具身智能数据集”在江苏省数据交易所上架并完成交易。

开年首单花落江苏，并非偶然。“江苏省将首席数据官制度作为推进数据要素治理和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抓手。”南京大学数据管理创新研究中心教授夏义堃说，《江苏省贯彻落实〈政务数据共享条例〉工作手册》对各部门首席数据官的职责分工予以界定。目前，南京、苏州、无锡多地已建立了覆盖政府各业务条线的首席数据官队伍体系。其中，苏州市已建立起涵盖市、区县、街镇三级的首席数据官网络，首席数据官拥有信息化项目的“一票否决权”。

“有‘职’有‘权’，才能让首席数据官发挥更大作用，在日常工作中大显身手。”夏义堃说，江苏省出台具体文件并推动形成体系化人才队伍的做法，为其他地方推广建立首席数据官制度提供了借鉴经验。

除了完善人才队伍体系，还要明确首席数据官的职能和权责。“建议国家层面出台指导意见，明确在大型国有企业、关键行业及地方政府中设立首席数据官的必要性和基本职责范围。”黄万忠说，这样有助于构建鼓励创新与保障安全并重的制度环境。

资料显示，美国、英国等国家通过法律明确规定了政府首席数据官的职责任务。比如美国通过《基于循证决策的基础法案》，以立法的形式明确规定了首席数据官的资格权限、职责范围、核心能力和组织体系等。同时，美国国会通过法律明确规定联邦政府的首席数据官应在数据收集、保护、利用等各个领域接受培训，并将数据人才和技能的培训列为国家行动计划。

目前，我国尚无法律法规明确首席数据官职能。夏义堃建议，可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经验，明确首席数据官的职能定位与权责配置，以法治理念健全数据制度体系。

韩啸将首席数据官的能力比喻为“三面镜子”：“望远镜”用来展望战略，“放大镜”用来聚焦价值，“显微镜”用于发现问题。他指出：“目前，首席数据官更偏重技术、业务领域，在战略思维和知识结构方面仍有待加强。”

为此，韩啸建议，构建多层次、复合型的人才培养体系，让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双轨并行，鼓励部分高校在工商管理、公共管理、计算机科学等学科开设“数据治理”方向课程，建立“政产学研用”联合培养基地，让学员在真实的数据环境中历练。

针对学历教育供给不足、认证教育尚未形成规模导致的人才缺口，郑保卫建议，国家尽快出台相关指导意见规范职业认证和培训，支持行业协会建立统一、规范的人才评价标准，让更多人才在“C位”聚力，乘“数”而飞，助力千行百业焕新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