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湘东蜿蜒的群山褶皱里，藏着一个名叫杨花村的小村庄，若以传统眼光来看，这里几乎集齐了乡村振兴的所有“先天劣势”：它的面积只有8.5平方公里、人口却多达5300多人，人均耕地面积不足0.2亩，且三面环山，交通不畅。但就是这样一个“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村庄，却用教育和文化凿开了发展道路。

走进杨花村，最气派的建筑不是厂房，而是藏书2万余册的村级书院——杨花书院；最热闹的场所不是麻将馆，而是每月举办的“夜读会”。以此为“杠杆”，杨花村撬动了沉寂的山乡文化，让文明新风涤荡乡野，让蜿蜒的山路变成了追寻乡愁的文旅大道。杨花村如何走出一条以文化人、以文兴村的特色发展道路？近日，记者走进湖南省浏阳市大瑶镇杨花村寻找答案。

“乡村教育上，投入再多都不算多”

“一个是给村里投资建厂，另一个是改善孩子们的读书、学习环境，如果这两个选项让我选其中一个的话，我会毫不犹豫选择后者。”谈起村里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杨花村党总支书记刘良洪坚定地说。

早在2008年，杨花村就将教育强村、文化兴村确定为发展目标，用刘良洪的话说就是：“杨花村的所有工作都要围绕着教育和文化。”

走进村小学——杨花完小，墙上的几行大字格外醒目——杨花学子，天性自强。闻鸡起舞，山寨书香。先人懿范，吾辈弘扬。情系热土，振国兴邦。这是孩子们常常大声朗诵的“杨花誓言”。

“把精力和金钱放在村里的教育上，可能很久都看不到所谓的‘实惠’。”站在村小学的“誓言墙”前，刘良洪告诉记者，“但是乡村的发展根本在人，只有教育才能不断给人赋能。百年树人，这是一项真正的未来工程，急不得也等不得，投入再多都是应该的。”

秉持着这种理念，一所社会资本投资、村级组织参股，占地近15亩，投资200多万元的村级幼儿园在杨花村投入使用。村里还成立了湖南首家村级教育基金会，基金规模近200万元，“基金大多来自村民的捐款，这笔钱全部用于扶持特困家庭学生入学、改善村小学教育设施，还会给考上大学的孩子发奖学金等，每一笔支出都公开透明，接受全体村民的监督。”刘良洪介绍。

2020年，村里自筹资金修建书院，一座五层高的杨花书院在村里一处废弃水塘上拔地而起。这座占地2100平方米的建筑群采用江南民居与四合院相融合的设计风格，青砖黛瓦间尽显传统韵味。书院藏书2万余册，并与长沙市图书馆联动实现每月数千册的图书更新，年流通5万册次，成为了村民“家门口的图书馆”。

走进杨花书院的科创空间，孩子们正在学习用编程软件制作烟花绽放的场景。“90后”授课老师刘佳生，也是从杨花村走出去的大学生，他告诉记者，村里有生产花炮的历史，自己毕业后从事少儿机器人编程行业，正好可以结合编程知识，给孩子们打开一扇科创之窗。为了让村里的孩子们接触更多的电脑编程知识，他还向杨花书院捐赠了电脑、机器人，并定期回村给孩子们上课。

除了可以读书，杨花书院还定期开展夏布制作体验课、古琴课、书法课等公益课程，讲课的老师都是前来支教的大学生志愿者。在书院的综合阅览室里，村民胡春华正带着孩子一起阅读少儿绘本，她说：“比起给孩子玩手机、看电视，我更愿意带孩子来这里，享受我们的亲子阅读时光。”

举全村之力建设的杨花书院，不仅成为了村民、孩子跑得最勤的地方，也成为了大瑶镇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点。杨花村重视教育也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从2008年至今的17年间，杨花村先后走出300位大学生、35位硕士、8位博士，成为远近闻名的“文化村”。

杨花书院创立之初，有人好奇地问刘良洪：“杨花村历史上是不是有过书院？”刘良洪说：“应该是没有的，但是从现在开始就有了，祖先没有给我们留下书院，但是我们可以给子孙们留下一个！”朴实的话语背后，是一个村子对教育坚定不移的信念，也是从“0到1”的开拓与坚守。

“只有敬畏自己的文化，才能获得别人的尊重”

教育兴村让文化的种子在村民心里植下了根，杨花村乘势而上，以文化为抓手，通过挖掘本土文化，将文化融入村民的日常生活，推动乡风悄然转变。

“如果我们本村的人都不了解、不以拥有如此深厚的文化底蕴而感到自豪的话，那别人就更不会了解这些宝贵的文化财富了。”对挖掘乡土文化，刘良洪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一个村子，只有敬畏自己的文化，建立文化自信，才能获得别人的尊重。”

杨花村的文化根脉在哪里？2008年，刘良洪和杨花村“两委”成员翻阅族谱，查询县志，走访村里的老人，大家惊喜地发现原来有这么多先贤从杨花村走出去：岳麓诗社社长、享有“湖外诗人第一刘”之誉的著名诗人刘善泽；与谭嗣同一起倡导变法维新，并成功创办湖南第一家现代报纸的爱国志士刘善涵；湖南省图书馆馆长、著名书法家刘善渥；维新志士、《湘报》创始人、著名国画家刘善浤……

如何利用好先辈们留给杨花村的精神财富？刘良洪找到了刘善涵的后人刘良建、刘正初，彼时的刘正初在浏阳市地方志编撰室工作，对“刘氏四兄弟”的故事熟稔于心，也有意重新整理祖先的著作、信件等资料，在刘良建的极力推动下，俩人一拍即合，成立了“淞芙文化研究中心”，作为挖掘杨花村文化底蕴的阵地。

随后，刘正初和“淞芙文化研究中心”的成员一起远赴北京、上海寻访“刘氏四兄弟”的学生及后裔。抢救性地发掘了他们的珍贵手稿、往来书信、历史图片，并翻印了相关诗文选集及各界评论，村里还多次举办了杨花“刘氏四兄弟”文化研究座谈会。一系列的活动让村民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耕以立身，读以明志”的熏陶。

“村民只有了解了自己祖先的风采、历史上的光荣时刻，才能感受脚下这片乡土的厚重，文化自信才能逐渐建立起来。”刘正初说，“村里每家都有大学生，孩子们回村会帮父母干农活，出去会读书、能创业。”

“文化对于乡村发展的作用不会立马显现，但一个久受文明风习熏染的人却能在日常的言行举止中，处处彰显文明素养。”刘良洪告诉记者，除了无形的文化熏染，有形的文化空间同样重要。

在杨花村，有一个占地5亩的文化广场，这里既是老年活动中心、农家书屋，也是灯光篮球场、休闲健身广场，村里召开村民大会、组织节庆活动都在这里。“建这个文化广场很不容易，村民们有的帮忙运输物资，有的帮着垒砖块。”看着在广场上打篮球的孩子们，刘良洪高兴地说：“表面上村里只是多了一个广场，但更重要的是倡导一种健康、和谐、开明的生活方式。”

五四青年节当天，杨花书院举行了一场青年阅读活动，村里的青年们齐聚一堂，分享最近读的一本书，一同观看红色电影，还为家乡发展建言献策。像这样的活动，在杨花村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从正月初一的新春篮球赛、环村长跑赛，到正月初六的“村庆”，还有暑期大中学生篮球邀请赛，杨花村的一年四季被丰富的村级活动填满。

“挖掘文化给乡村带来的最大改变就是乡风变好了。”刘正初说，杨花村连续多年实现社会治安零案发，打牌的人明显少了，唱歌、跳舞、阅读逐渐成为村民们的首选娱乐活动，“大伙儿的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集体观念增强了，看似虚无缥缈的文化，正实实在在地渗透到村民的生活习惯之中。”

文化和经济，如何在小山村联动？

重视教育、文化和发展集体经济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彼此可以联动吗？刘良洪也不止一次地问自己这个问题。在筹备建设杨花书院时，刘良洪逐渐找到了答案。

2014年初，杨花村“两委”开始计划建设杨花书院，建好之后如何运营成了村“两委”不得不提前考虑的问题。“很多村子都有书屋、图书馆，但是后续管理不到位，出现了‘书多人少’的情况，并没有完全发挥它们的价值。”刘良洪说。

为此，杨花村采取了“文化志愿者管理”的运营模式，为了避免“井底之蛙”式的自我封闭，书院坚持开放办院的理念，积极吸引外界的文化志愿者参与运营。但问题随之而来：外面的志愿者凭什么愿意来？“我们给志愿者提供舒适的住宿、地道的农家餐食以及丰富的乡村体验活动。让志愿者既能奉献才智，又能享受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渐渐地，在这种管理模式下，外来志愿者不仅为村民和孩子打开了认识世界的窗口，还深度融入了当地生活，甚至成为杨花村的“新村民”。

这种模式也为杨花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虽然书院本身是纯公益性质的，但围绕书院开展的文化活动却为村里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能。文化讲座、研学课程、非遗工坊等活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来访客，带动了周边餐饮、民宿等服务业的发展。从这个角度看，文化振兴的意义已超越文化本身，正深刻影响着杨花村的经济社会生态。

心里有了答案，杨花村的干劲十足。今年春节刚过，杨花村第一届青年就业创业赋能发展大会就在杨花书院拉开帷幕。“杨花的文旅产业初见雏形，该怎么做出一份有特色的‘伴手礼’呢？这方面需要一个视野开阔的带头人来引导发展。”“除了文旅外，如果引进相关联的企业，更能让村民们就近就业……”现场100多名村民分享就业创业经验，同时对杨花村未来的发展建言献策。

“95后”胡兴是这场大会的“座上宾”，作为杨花村大学生创业的榜样，胡兴和村民们分享了自己在研学赛道上的创业心得。2023年10月，胡兴带着一个10人的团队回到家乡，和村集体共同创办了杨花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专注于挖掘本土文化资源，开发特色研学课程和乡村体验项目。

起初，胡兴并不看好家乡的文旅发展前景。“杨花村和周边几个村子相比，并没有什么优势，从旅游资源来看是非常普通的。”胡兴坦言，但近几年村里对文化建设和教育的投入，已经让这里具备了独特的研学优势——藏书2万余册的杨花书院、定期举办的文化活动，还有淳朴文明的乡风民风，都是开展研学旅游的宝贵资源。

“村里人都非常团结，很支持我们返乡创业的大学生，公司要在村里租借空房或者举办需要村民参与的活动时，总能很快得到回应，村里人像鼓励家人一样支持我们创业，给了我极大的信心。”胡兴告诉记者，杨花村的文旅产业还处在初创期，未来他打算开发更多文化课程，完善村里的民宿、餐饮等配套设施，让文旅产业真正成为带动村民增收的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