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

要完善全国公开统一的户籍管理政务服务平台，鼓励有条件的城市逐步将稳定就业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纳入城市住房保障政策范围，进一步提高农业转移人口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户籍限制等。

依法维护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探索建立自愿有偿退出的办法。

数说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跟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相差17个百分点，2.5亿进城务工的人员虽然工作生活在城市，但并不能完全享受到与城市原居民同等的待遇。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累计建设各类保障性住房和棚改安置住房6800多万套，1.7亿多住房困难家庭圆了住房梦。

2022年，北京、江苏等7省市启动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涵盖了出行、外卖、即时配送、同城货运等4个行业。截至目前，已有1037.99万人纳入参保范围。

重庆市58万套公租房已惠及140余万群体，实现住房保障全面覆盖，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与城乡融合发展。

“今年带来的建议是关于完善外卖骑手劳动保障体系的，继续为咱农民工群体呼吁代言！”全国人大代表、江苏常州老三集团有限公司妇联主席李承霞是来自一线的农民工代表，在连续两届的履职过程中，她曾为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建言献策，也曾为农民工住房保障问题前后奔走，眼看着这些问题在她所生活的常州市一步步推进解决。李承霞欣慰的同时也清醒认识到，让进城务工人员充分享受到城市社保、住房、教育等公共服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说：“当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跟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相差17个百分点，也就意味着有2.5亿进城务工的人员虽然工作生活在城市，但并不能完全享受到与城市原居民同等的待遇。”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如何推进制度落实，如何保障进城务工人员的住房，怎样破解灵活就业人员社保难题，成为今年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

从“漂泊”到“安居”，住房问题怎么解？

不限制户籍，不考虑社保，凡是在中心城区稳定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满足住房、收入标准条件就可以申请市级公租房。日前，重庆市公租房在全国率先打破户籍限制，对长期在城市没有享受到住房保障的进城务工群体来说，这无疑是从“漂泊”到“安居”的关键一步。

“如果重庆的这项经验可以广泛推行，各地的廉租房、公租房等保障性住房都可以申请到，农民工至少不用把一半工资拿去交房租。住房问题解决了，这也是一种归属感。”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吕梁市中阳县福祉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社工部部长许连红长期扎根家政服务一线，她对进城务工人员在住房等生活成本上的压力深有同感，“比如在我们那，50多平方米的廉租房是每月100元，但租房的话就得多出三五倍的支出，而且居住环境也很一般。”许连红说。

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住房是“刚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中，住房保障就属于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重庆先行一步作出表率，下一步应该会有更多城市加入进来。”魏后凯分析。

全国政协委员、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杜海峰多年来持续关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工问题，他呼吁更多的城市向重庆借鉴经验：“未来城市的竞争，说到底是人的竞争。留住了人，后续产业发展才能跟得上。”同时，他也洞察到问题的另一面。“各地区在人口布局时，需要考虑实际的城市承载力，如果都打破户籍限制，那么农业转移人口在理性选择的情况下，会倾向于公共配套服务好的一二线城市，这就不利于其他的中小城市及欠发达地区吸引人、留住人。”杜海峰说。

农民进了城，如果能扎根城市自然是好，但如果事与愿违，或者还想工作几年后回到家乡再创业，此时给农民工留个“后路”，让他们有进有退、进退可据就颇为关键。“要让进城农民在家乡有退路，有保障。我们关村近年来在探索智慧农业的发展模式，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探索土地适度规模经营，进城农民可以选择土地入股的形式，把土地委托给村集体统一经营，每年不仅有每亩800元的保底收入，还会根据土地大小和经营收益进行‘二次分红’。这样，进城农民既能获得收益，也保有退路，能回来种地，相当于给他们加了一道‘保险’。”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襄汾县古城镇关村党支部书记王晋刚说。

灵活就业人员，社保难题怎么破？

日前，外卖行业掀起一阵“社保潮”。京东率先宣布，将逐步为全职骑手缴纳五险一金，为兼职骑手提供意外险和健康医疗险；紧接着，美团、饿了么也跟进发布社保试点方案，加快推进相关保障工作。

从法律角度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进城务工的农村居民需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和享受社会保障待遇是法律赋予公民最基本的权益。”魏后凯说。再从情理的角度说，为进城农民就业鼓与呼20余年的全国人大代表、河南上蔡县拐子杨村党支部书记张全收感慨：“给外卖员等进城务工人员买社保是一种尊重，他们每天风里来雨里去，为城市发展添砖加瓦，理应真正被所在的城市接纳。”

近年来，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不断涌现，就业人员工作流动性强，与传统劳动关系差异显著，在社保缴纳上存在诸多难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扩大失业、工伤、生育保险覆盖面，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户籍限制，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

在政策春风激荡下，为灵活就业人员构建广泛且完善的社保保障体系，已成为大势所趋。

那么，进城务工人员缴纳社保的参与热情如何提高？“要持续优化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流程，逐步打通区域、省际社保壁垒，强化衔接和转移，减少不必要的环节和手续。”王晋刚建议。

“建议把中介制改成员工制。目前家政行业大部分都是依靠中介，今天你给我介绍工作，我就在这个公司干，明天又可能在别的地方，改成员工制后，不但缴纳五险一金顺理成章，工作也多了一分稳定性。”长年坚守在家政服务一线的许连红说。

从“进城”到“融入”，融城之路怎样走得稳？

“目前县城教育资源相对充裕，地方政府落实‘两为主、两纳入、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义务教育随迁子女入学政策情况总体较好。但在大城市，由于人口持续流入、教育资源供需矛盾突出等因素，政策落实仍面临诸多障碍，比如学位供给不足、入学门槛偏高、政策执行存在区域差异等。”全国政协委员、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南县城区第四小学校校长龚健梅，深耕在乡村教育一线31年，就进城农民子女的教育问题，她提交过多份提案。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建工三建公司机电安装分公司水电队队长谭双剑也有共鸣：“许多在大城市务工的农民工，因为在居住证年限、社保缴纳等方面受限，所以孩子不能随迁上学。建议对在城市里长期务工、工作稳定性较强的农民工给予适当政策倾斜，让我们的孩子也能共享优质教育资源。”

对此，龚健梅表示：“人口净流入集中的城市应加大学校学位供给力度，进一步降低农民工子女入学门槛，推广居住证制度，让农民工子女享有与本地居民同等的教育权利；同时，设立农民工子女教育专项基金，用于支持农民工子女教育事业的发展。”

从“进城”到“融入”，解决好教育、医疗、住房、社保等每一件进城农民的“心头事”，才能让更多的农业转移人口吃下“定心丸”，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

“应该形成更好的合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过程，涉及到多利益主体，政府、企业、个人，包括社会组织等。”杜海峰说。

怎样调动各主体的积极性？对于政府相关部门，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指出，推动转移支付、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等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

“这意在表明，如果城市市民化做得好，那么中央财政就给予一定的激励来刺激，这是推进相应工作的应有之义。”魏后凯说。

对于其他利益主体，杜海峰说：“企业也需要投入成本，比如说对工人的在岗技术培训等，对进城农民个人、家庭来说，也要努力工作、积极融入，以承担买房、教育等必要生活成本。”

发展县域经济，同样是提升进城农民生活幸福感的必要之举。杜海峰认为：“只有县域经济发展起来了，相应的产业才能被带动起来，产业发展得好才有就业和人的聚集。如果在老家县城里，就能获得很好的基本公共服务，入学、养老、医疗等都能解决得非常好，又有公平的机会，相信很多人会选择留在县城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