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子

书桌前，单小花提笔凝思，墙上“文学点亮心灯”的字幅格外醒目。她白天务农、打工，晚上挤时间写随感，已出版两本散文集。

轮椅上，马骏双手捧书，看得入迷。他自幼患病无法行走，坚持躺在炕头用手机写作，前不久荣获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

小店内，赵玲一边工作，一边和顾客收听文化典籍诵读。作为一名盲人作家、按摩师，他创办了“西吉县残疾人星光俱乐部”“慧觉文化学社”，帮助更多人从文学中汲取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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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串名字还可以继续列下去，他们都来自六盘山脚下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西吉县。这个人口不到50万的山区县，有1600余人长期从事文学创作，其中农民作家超过300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23人、宁夏作家协会会员124人，先后荣膺鲁迅文学奖、骏马奖等国家级奖项6次，获得人民文学奖、冰心散文奖等全国性文学奖项近40次。2011年，西吉县被中国作家协会主管的中华文学基金会授予“文学之乡”称号。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202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着力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重视发挥文化养心志、育情操的作用，涵养全民族昂扬奋发的精神气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出成果和出人才相结合、抓作品和抓环境相贯通，改进文艺创作生产服务、引导、组织工作机制。

一个曾经“苦甲天下”的山区县，何以兴起新大众文艺的浪潮？记者近日走进西吉采访。

一群农民作家

既扛锄又拿笔，种农家地，耕文学田，写出时代精气神

白天，扛起锄头下地干农活；晚上，坐在电脑前敲击键盘。西吉县将台堡镇明星村村民康鹏飞，已发表作品超过50万字，文学是他的精神食粮。

康鹏飞自幼家贫，15岁初中未毕业就踏入社会打工。“日子过得如同晾衣绳，总是紧巴巴的，好像看不到舒展的希望。”对于那段岁月，康鹏飞有着难以磨灭的深切感受。

1997年，康鹏飞迷上了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他说书中人物的奋斗故事“像一颗石子一样扔进了我的心里”，并就此走上文学创作之路。

在务农与打工的间隙坚持文学创作，康鹏飞以文字养心性，创作的小说《夜班车》获得全国首届进城务工青年鲲鹏文学奖优秀奖。2016年，他以农民身份当选固原市文联副主席。

与康鹏飞一样，文学已成为当地不少农民侍弄的新“庄稼”。放下锄头握笔头，耕罢农田耕砚田，他们在田间地头构思、在灯下疾笔写作。

“写作和种地一样，都需要辛勤耕耘，也都有发现的喜悦。”西吉县吉强镇高同村村民单小花，原本是普通农家妇女，2012年遭遇家庭变故，又患上重病。入院治疗期间，为排解苦闷，她给女儿写了一封信，恰巧被主治医生看到。朴实无华的文字打动人心，医生建议她联系西吉县文联试试投稿。

怀着忐忑的心情，单小花敲开了西吉县文联办公室的门，作品很快在杂志上发表，单小花收获了平生第一笔稿费——300元钱。她像个孩子似的跳了起来，“当时，我在挖蒲公英补贴家用，挖一天才能卖20多元，300元稿费对我是巨大的肯定。”此后，单小花写作的劲头更足了。

地里的荞麦洋芋、家里的牛羊鸡狗、生活的点滴日常，都成为单小花创作的灵感来源。在生产劳作的间隙，她总会抬头看看天空，瞧瞧周围的环境，顿感心胸变得宽阔起来；尤其到了傍晚时分，看着山头披上金黄色的“衣裳”，牛羊在泉边畅快饮水，单小花更觉温暖慰藉。

看着、写着、读着，单小花的精神世界日渐充盈，她直面家庭变故和身体患病的双重打击，靠写作走出人生低谷。2019年，她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苔花如米》，书名来自一句古诗“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单小花希望自己如苔花般勇敢绽放。

2023年10月，凭借100多万字的作品，单小花正式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身为农民作家，我有责任讲好农村故事，说出农民心声。”单小花坦言，她不懂高深的写作手法和技巧，但希望能如照相机一样，实事求是地写，写出原汁原味的农村生活。她最想写的，依然是身边的农人农事、西海固大山里男女老少的故事。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西吉作家们互相欣赏、互相激励、“相亲不相轻”。

“我的文学道路离不开朋友们的鼓励与关照。一群像叔叔婶婶一样的文学人‘团宠’着我，用爱意托举着我，来到了这充满大爱的文学世界。”获得骏马奖后，马骏由衷感慨。

走进位于吉强镇杨河村的木兰书院，一群面庞黝黑的农民围桌而坐，用夹杂着乡音的普通话朗诵诗歌、交流创作心得，这是书院日常举办的一场改稿会。

“敞开心扉、畅所欲言，为的是写出真正优秀的作品。”史静波说。2019年，西吉县作协主席史静波创办木兰书院，并聘请了当地40多名农民文学爱好者，经常在改稿会上开展文学研讨，带动300多名乡村文学写作者创作。

除了木兰书院，西吉县还有诗词楹联协会、北斗星诗社等10余个民间创作平台。

“在这里，文学之花处处盛开，芬芳灿烂；在这里，文学是土地上生长的最好的‘庄稼’。”宁夏回族自治区文联主席、作协主席郭文斌说，西吉的文学创作具有群众性和规模性的特点，农民作家们吐露心声，激扬精气神。

一批文艺佳作

书写山乡巨变，记录乡村全面振兴，作品与时代同频共振

“发奋图强，否‘难以生存’之定论。人造梯田，绿饶山巅；现代农业，遍地花开……”西吉作家樊文举生于斯长于斯，创作了一首《西吉赋》，道出自己对脚下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热爱，也揭开了它“难以生存”的旧伤疤。

西吉所在的西海固地区，曾被国际组织确定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这里生态脆弱、水资源匮乏、气象灾害频发，有作家曾经这样形容：“纵目所及，这么辽阔而又动情的一片土地……有的只是这样只生绝望不生草木的光秃秃的群山，有的只是这样的一片旱海。”

“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时候，人更需要精神力量。”樊文举说，放眼皆是荒山，但文学想象超脱出一方天地，飞向无限广阔的远方。

翻开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西吉作家马金莲描写道：“干燥的风里含着很多肉眼看不见的细刀刃，把我们的手和脸划开了无数细密的小口子……”随着笔锋一转，又透出坚韧倔强：“但是这有什么呢，从我们来到这个世上，从我们离开娘怀在地面上爬行的时候，开始在土院子里一步一步学步的时候，风吹日晒的自然磨砺就开始了。”

“贫不薄文，曾经恶劣的环境和贫瘠的生活，让我们对精神世界的追求迫切而自觉。”马金莲说。几个月前，她的长篇小说《亲爱的人们》出版，书的封面印着这样的推荐语：生动还原中国乡村社会现代化历程，讲述西北人民如何走向美好生活，书写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坚韧与温良。

1982年，国务院启动实施“三西”（即甘肃河西、定西和宁夏西海固）农业建设专项扶贫计划，开创了我国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减贫行动的先河。此后40多年里，从闽宁对口协作到精准扶贫，在党中央关怀下，西海固人民拔掉穷根。2020年11月，西吉退出贫困县序列，标志着曾有“苦甲天下”之称的西海固地区全部脱贫摘帽。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马金莲出生在西吉县什字乡一个叫扇子湾的自然村，这里土地贫瘠，40余户村民一度生活困难。精准扶贫政策春风吹来，扇子湾要易地搬迁。马金莲的第一反应，就是“要记录这个村庄，要记录这次易地搬迁，要记录这群人，要记录这个滚滚向前的时代。”

历时多年，马金莲根据采访所得和亲身感受，完成著作《亲爱的人们》。全书80余万字，从20世纪80年代末写到当下，围绕西海固地区一个农民家庭脱贫奔小康的奋斗故事展开，呈现出一幅西部山乡巨变新图景。

村里第一次通电、村民齐心协力修桥修路、村里年轻人做起了直播带货……“时代底色是充满希望的，我这本书的内在也是明亮的。”马金莲说。

书写山乡巨变，记录乡村全面振兴。2023年底，单小花出版了她的第二本散文集《樱桃树下的思念》，专设“扶贫记忆”章节。

在往昔的艰苦岁月里，文学为西海固人点亮一盏心灯，他们笔下的文字不乏光明与温暖。摘掉贫困帽后，文学的根在这片土地越扎越深。西海固人对文学的热爱纯粹又热烈，正续写着家乡的时代变迁。

当一篇篇反映西吉脱贫攻坚题材的小说、散文、诗歌等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西吉作家的笔下，贫困、苦涩、沉闷的气息渐渐消退，山更绿、水更清、民更富的笔墨更浓。

“过去十年九旱，庄稼长势不好，收割时只能一把一把地拔。如今春麦换成了冬麦，产量翻了不止一倍，家里余粮破天荒地压满了库房。”康鹏飞回忆童年的艰苦日子，看到如今庄稼丰收，他根据生活经历创作了《麦子》《糜子》等10余篇小说，描绘家乡翻天覆地的变化。

“辛苦了大半辈子，我把孩子供进了大学。现在政策好，生活没那么大压力了，干农活之余就写一写。”吉强镇高同村村民李成山年轻时爱琢磨诗，后来为生计操劳奔波，因生活压力而放弃写作，如今又因精准扶贫改变生活而“回归”创作。他写作的内容也发生变化：早年写苦难，现在写变迁，写每年都在变化的新生活。

为此，李成山的小儿子很有感慨地写了一首诗，其中有这样几句：“我读着三十年前的手稿/父亲泡上一杯春茶/在甘苦回味间提笔/这一次/以农民的名义”。

“这一次，以农民的名义”。口袋鼓起来、脑袋富起来、生活美起来，新时代农民找回了自信与热爱。

“种地时思考，闲暇时阅读。”李成山见缝插针地用手机记录生活随感，描摹乡村巨变，迄今已发表诗歌、散文300多篇。

黄河水深，黄土地厚。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力度最大、惠及人口最多的脱贫攻坚战，是观察新时代中国蓬勃发展的绝佳视角；推动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乡村全面振兴，是感受中国精神的时代现场。

作为亲历者，越来越多的农民受到洗礼，他们更加主动地建设家乡，也更加自信地抒发所见所思所感。

“作家们以崭新的叙事主题、审美形式，书写新时代的山乡巨变和精神蝶变。苦难正在淡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越来越多地被叙述。”宁夏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许峰如是感慨。

一个文学摇篮

出作品、育人才、树品牌，文学之花处处盛开

路，无法用脚去蹚，却能用“笔”去拓。

95后残疾作家马骏靠文学“站立”，去年11月荣获骏马奖的作品《青白石阶》，是他躺在炕头用手机一个字一个字“抠”出来的。

马骏踏入文学家园的起点，可追溯至2018年底结识文学刊物《葫芦河》主编樊文举。在樊文举的鼓励下，马骏在《葫芦河》上刊发了不少作品。无独有偶，单小花回顾自己的文学创作之路时也常提及：“我的第一篇作品发表在《葫芦河》。”

在西吉，记者遇到的写作者，几乎都会提及《葫芦河》杂志。

隆冬时节，朔风猎猎，长空寥廓，山脚下的葫芦河已然冰封。对于十年九旱、山大沟深的西吉来说，葫芦河孕育着生命与希望。

“葫芦河是我们的母亲河，所以西吉第一本文学季刊就叫《葫芦河》。”这条河，将樊文举的思绪拉回到上世纪80年代。

1987年，西吉县部分文学爱好者成立了宁夏首个文学社——葫芦河文学社，自费购买油印机和纸张，将他们创作的诗歌、散文刻字油印，装订成48页的《葫芦河》赠阅。

没钱给作者发稿费，《葫芦河》的编辑们就给每位作者认真回信，无论来稿采用与否。《葫芦河》渐渐成为西吉文学主阵地，吸引了一批文学爱好者，文学社社员从7人发展到60多人，其中就包括作品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提名的作家郭文斌。

1991年，《葫芦河》因经费、人员面临困难，被迫停刊。2007年，在县委和县政府全力支持下，西吉县文联重新刊印《葫芦河》，投稿人数不断增加。

走进《葫芦河》编辑部办公室，樊文举拿出一本即将付梓的样刊。记者翻开一看，虽已审校过一遍，每篇文章仍满是修改痕迹。

“西吉县财政并不宽裕，但这些年来，每年12万元的经费从来不少，让我们能安心办刊。”樊文举转过身，指了指墙上挂着的多幅照片，“你看，这些文化活动的合影，县委书记一般都在场。”

2009年，西吉县制定了创建“文学之乡”规划，成立以县委书记、县长为组长的领导小组，并在全县各乡镇和县直部门设立基层文学艺术协会。此后，西吉陆续投入2000余万元，建成了以西吉文学馆为重点的10个文艺创作基地。2024年8月，宁夏首个中国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新时代文学实践点落户西吉。

“从西吉走出的作家，不少都受到过《葫芦河》的影响。”樊文举说，这本杂志尽可能地接纳、鼓励创作者，并不断提高办刊质量，是西吉作家的摇篮。

2011年10月，中国作家协会主管的中华文学基金会授予西吉“文学之乡”称号。13年多过去了，西吉县文学创作者已从600多人增至1600余人，其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23人、宁夏作家协会会员124人，不少是新生代年轻作者。

西吉注重奖掖青年才俊，对文学苗子倍加呵护。在西吉“文学之乡”命名10周年纪念活动中，10名学生被授予“文学新苗奖”。目前，全县有校园文学社20多家、校刊20多种。

西吉中学月窗文学社已成立30多年，拥有社员200多人。“月窗”寓意“让月光照进心灵的窗户”。文学社创作的作品最初以手抄报形式刊发，也经历过油印机印刷出版，现在仍在结集成册。多年来，月窗文学社获得过不少全国性荣誉，培养出一批批忠实的文学爱好者。

西吉人爱文学，文学又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走进西海固农民写作者的家，几乎都能看到码得整整齐齐的书架，摊着纸页的书桌。文学给他们提供了生活支点，也成为他们自我教育、自我培养的有效途径。通过读书写作，他们影响着自己的家人、孩子，带动家风、乡风改变，为发展乡村文化注入内生动力。

文学泽被乡野，木兰书院所在地——吉强镇杨河村即是缩影。村党支部书记张世宝回忆，以前有的村民小组连续多年没有高中毕业生，去年村里一下子考出两名本科生。木兰书院假期向村里儿童开放，村民们也经常能接触到“大文化人”，潜移默化中，争执纠纷都少了。张世宝说：“建书院比给村民发钱都好！”

依托独特的文学资源，近年来，西吉县探索“文学+农文旅”融合发展，先后建成西海固文学教育馆、作家林等研学体验场所，持续举办各类文旅节庆活动，擦亮“文学之乡”金字招牌。2024年，西吉县累计接待游客447.8万人次。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文联主席、中国作协主席铁凝曾说，“文学不仅是西吉这块土地上生长最好的庄稼，西吉也应该是中国文学最宝贵的一个粮仓。”如今，西吉正鼓励越来越多创作者拿起笔记录新时代山乡脉动，培育文学“庄稼”茁壮成长，让这座文学“粮仓”更加丰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