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后的知青茶园，三支线香青烟袅袅。种茶大户赵力本向着茶园鞠了三躬，指着线香燃尽处说道，这里就是张奶奶长眠的地方。
　　知青茶园位于陕西省商南县。50多年前，“茶奶奶”张淑珍在这里培育出当地第一片茶园。历经数十年发展，“小茶叶”已变成产值15亿的“大产业”，承载着商南县1/4人口的“饭碗”。如今，叶落归根，她选择安眠在商南茶的起点，与倾注一生心血的茶叶为伴。

贫困县里的绿色希望

1961年，即将从西北农学院（现名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林业专业毕业的张淑珍，徘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是留在省城工作，还是扎根基层？此时，她想起了中学老师所讲的“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既然国家和人民在困难环境下培养了她，她就应当去最能发挥自己专业所长的地方。于是，年仅24岁的张淑珍放弃了省林业厅的工作，自请到农村去、到山区去，颠簸近2天，来到商南县的大山腹地，当起了林业站的技术员。
　　彼时的商南位于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当地人“住的茅草房，穿的破衣裳，夜晚溜光炕，白天没有粮”。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这里的生存条件依然很差。今年45岁的商南县茶产业发展中心主任陈耀回忆，小时候，老师如果让买作业本，大家都需要拿家里的鸡蛋去换。
　　下乡做林业普查时，张淑珍有时会借住在老乡家。他们总说，家里最好的吃食也就是一些加了盐的酸菜或面汤，请她不要嫌弃。张淑珍望着老乡略显局促的神情，心里有些难过。如何让大家摆脱这种贫苦的生存状态，渐渐成为她心中的牵挂。
　　面对商南“一山未了一山迎，百里都无半里平”的现实，学林出身的张淑珍联想到林业普查时发现的野生茶树，萌生了靠山吃山、以茶脱贫的想法。在此之前，商南从无人工种茶的先例，可不试试怎么知道？她这一试，便是一生。
　　1962年，张淑珍借外出开会之机，购回10公斤茶籽。她欢欢喜喜地依照书本上的方法进行点种，可次年移栽茶苗后却无一株成活。她以为是没有看护好茶苗，便在1964年再次试验，结果还是全部死亡。望着枯萎的茶苗，张淑珍没有放弃。往后的两年，她搬进了苗圃，住在不足8平方米的工棚里，日夜观察茶苗生长，可失败的现实一次次敲打着这颗年轻的心。
　　一种方法不行，那就换一种。张淑珍放弃了书本上传统的移栽法，参考当地种粮习惯，尝试将茶籽直播入田，就地封育。4年试验，1970年，张淑珍首次采到1.9公斤茶叶，并成功培育出1.5亩茶树。这片土地就是后来知青茶园的发端。
　　“星星之火”给了张淑珍扩大种植的“燎原”希望。1976年，全县茶园面积首次突破2万亩。

土石山区的艰难探索

在儿媳高霞的记忆中，一杯茶，一本书，在茶闲时节，张淑珍往往一坐就是一上午。“她没有别的爱好，就是喜欢研究茶。”高霞说，张淑珍的书柜里全是种茶、制茶的工具书。
　　如今，商南茶已发展出绿茶、红茶、乌龙茶、茯砖茶、工艺白茶五大类、20多种茶产品，更有“商南泉茗”“商南仙茗”等名品，品牌价值达4.44亿元。可在20世纪70年代末，商南茶的起步期，当地就只有绿茶这一种，还几近全军覆没。
　　1978年，原本长势喜人的2万多亩茶树突然生病，仅留下5000余亩残苗。一时间，质疑声四起。
　　为查明茶树死亡的原因，她三次北上母校求教，四次南下向茶农学习，最终发现问题出在土壤里——商南地处土石山区，土壤成分复杂，低质土与适茶土交错，导致茶树早衰。找到原因就已解决了问题的大半。张淑珍喜出望外，重振旗鼓，重选土地。
　　赵力本的爷爷是商南第一代种茶人，也是当年仅剩的几户愿意跟随张淑珍再次探索的茶农。他说爷爷回忆起年轻时种茶的经历，总感叹“过程曲折，不容易”。那时他家茶园距离林业站有7.5公里，张淑珍不放心茶苗，每天都要步行上山，为茶苗浇水、观测记录茶苗生长情况，然后再挨家挨户做工作，鼓励大家重新开始。为了提振茶农的信心，她背着铺盖住进茶场里，在一日日的探索中总结种植经验，再手把手教给茶农。
　　此时，商南茶规模化生产与经营时机已悄然成熟，可仅靠张淑珍和种茶大户还不够，他们迫切需要更多懂制茶、懂经营的新鲜血液。
　　1984年，21岁的刘保柱和几名茶叶专业科班出身的青年被分配到商南。他们上学时见过南方产茶区的茶园，再对比眼前的茶园，心凉了半截。“当年商南的气温比现在低，年年出冻害不说，茶农对茶产业的认识也不高，整个行业发展在起步期。”刘保柱说，包括自己在内的几名青年都对商南茶没什么信心，甚至想离开去南方再寻机会。
　　张淑珍看出了他们的心思，但没有为难这些年轻人，反而加大对他们的关心与支持。她力排众议给每个人分配了一间独立的大屋子，外加一个小灶房，这在那个年代已是极好的待遇。她怕年轻人不会做饭，又专门成立了伙房，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在工作上，她给予这些年轻人机会，他们提的中肯意见都会被及时采纳。“时间长了，我们看到张姨诚心诚意挽留，再加上和老乡们的朝夕相处，也就都愿意留下来了。”刘保柱说。
　　众人拾柴火焰高，商南茶在20世纪80年代迎来关键发展期。这一时期，张淑珍与刘保柱等联合全县30余家乡村茶场，成立了商南县茶叶联营公司，将商南茶的生产、加工、经营、销售打通。他们带着茶农遍访中国名茶产区，博采众长，精心研制工艺。
　　1986年，商南第一款高档名茶“商南泉茗”问世，斩获全国西部地区名茶促进会“陆羽杯”奖。从此，“茶香溢商洛，泉茗先为佳”的印象逐渐烙印在人们的脑海中。商南茶出名了。

乡里乡邻的脱贫向导

赵力本不爱说话，但提起张奶奶的故事，他的话匣子就打开了。他记得每年的采茶季，张淑珍总是天不亮就和茶农们一起上山，一边收茶一边检查茶叶的品质，与茶农讨论种植细节。有时，一天下来连采带运，往返茶场几十趟，张淑珍便顾不上吃饭，在茶山上凉水就馍囫囵下肚，“千事万事，茶事最大”，她不敢耽搁。
　　刚开始种茶时，很多人提起资金、技术、种子、器具总觉得捉襟见肘。张淑珍便组织人员将各家疑难收集起来，一一协调解决。“张奶奶是我们的主心骨。”受过张淑珍帮助的富水镇茶农何桂英说。
　　1991年，拥有80亩茶园的茶农何桂英一家决定新建一个茶叶加工厂。在施工途中，她的丈夫不幸去世。抚养孩子、经营茶场的重担，连带着3万元的外债一同落在了这个30岁的妇女肩上。彼时的何桂英一筹莫展，只好选择卖掉茶场，偿还债务。张淑珍得知后，及时阻止了她，“桂英，不能白辛苦这4年！”
　　很快，她就让人送来了机器设备，还调来技术员帮她制茶。“既然张姨相信我能做成，我就咬咬牙，试一试。”如今，何桂英不仅还清了所有外债，家里还盖起了四间两层楼房。
　　越来越多茶农的成功，让“去茶场品一口好茶”成为新世纪初商南年轻人向往的生活。“茶二代”王超正是从那时萌生了种茶制茶的想法。一开始，他在商南县城南边租了20多亩地，发展势头不错，但接连两次洪水淹没了他的茶场。机井废了，茶树毁了，眼看“茶事”就要偃旗息鼓。“后来张姨出现了，在她的鼓励和帮助下，我才重新振作起来。”王超回忆。
　　如今，王超自有和管理茶园近8000亩，在脱贫攻坚战中，当地超过200户村民在他的带动下摘掉了“贫困帽”。在当地人心中，正是张淑珍及其影响的“茶二代”“茶三代”们，让商南茶叶逐渐从不起眼的“一片叶”变成了脱贫户的“致富经”。
　　截至2023年底，商南县共建茶园26万亩，年产茶叶8500吨，产值达15亿元，茶叶种植大户6200户，遍布全县10个镇街108个行政村12个社区，真正实现“人均一亩茶，增收5000元”的梦想。

克己奉公的“三秦楷模”

20世纪90年代初，在商南茶从弱不禁风的幼苗成长为欣欣向荣的健树之时，这位刚过知天命年纪的园丁倒下了。
　　当得知自己罹患恶性肿瘤后，张淑珍迅速从愕然中醒来，加紧布置茶山垦植计划。朝夕相处的同事和茶农担心她的病情，她却安慰他们，“茶种好了，我的心就安了”。
　　所幸，手术很成功。忙完茶事的刘保柱等人来探望她时，做完手术不久的张淑珍一下来了精神，忙从床上坐起，“茶籽的事安排得怎么样”“资金组织得顺利吗”“地块落实好了吗”……连珠炮式的发问将周围人逗笑了。
　　原本可以和很多人一样在60岁退休、安享天伦，可张淑珍硬是在岗位上坚持到80岁。据高霞回忆，老人待茶农如亲人，同灶吃饭，同下茶场，是她的生活常态。即使年过古稀，每年的采茶季，她也坚持天不亮就出发，天黑才回来；即使每天挂着胰岛素泵，也要去茶场里转一转。
　　在老人办公桌角的文件夹里，静静躺着一份题目为《关于成立商南县茶叶研究所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的文件，这是张淑珍80岁时所写，思路清晰，言辞恳切。
　　去世前，张淑珍对自己的身后事做了安排。她请子女将她的骨灰撒在知青茶园里，“想我的时候就到茶山上来看看”，并将她的荣誉证书、奖杯等捐给商南县档案馆。女婿李力说，张淑珍在世时虽获得了大大小小不少荣誉，但她从来不让家人拿出来张扬；在茶叶产业越做越好的情况下，她更是立下家规，严禁子女亲属经商卖茶。
　　1月5日，商南县殡仪馆内，400多名群众自发前来送别。谈及“茶奶奶”的一生，不少人觉得奶奶坚强且不易。1994年，张淑珍的丈夫永远地离开了她；2023年，她的儿子也离她而去。在她与大山为伴的60余年里，从“茶姑娘”到“茶奶奶”，她将一生心血融进茶山里。
　　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茶香如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