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中国发展门户网讯 6月25日，由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和中国发展门户网共同举办的发展知识学术论坛举行了本学期最后一场。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公益慈善周刊创始人董强以“女性的劳动收入空间：赋权的乌托邦与空间性别效益的异化”为主题进行了线上分享。由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徐秀丽教授主持。
此次讲座通过介绍和分析少数民族村庄“云南省河边村”的性别案例，展示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中，为妇女提供一个直接参与经济创收的市场空间对贫困和妇女自身地位产生了何种影响以及如何影响村庄的性别关系的演进。
首先，董强从理论建构的视角阐述了妇女在发展和反贫困实践中的目标化是一系列有关性别问题理论和社会运动实践的建构结果。他以丹麦经济学家伊斯特·博斯鲁普在1970年基于大量实证研究得出的观点：发展中国家的妇女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以及学者戴安娜·皮尔斯在1978年基于美国的贫困实证研究提出的贫困女性化的观点为例，阐明了女性主义思潮是推动女性目标化的主要思想资源。
董强指出，性别不平等是一个跨文化的现象，但是性别关系本身又是一个特定的文化范式。从发展领域来看，瞄准妇女的经济赋权活动旨在通过为贫困妇女提供公平的发展机会从而可能获得赋权的效果，但是这一工具性的赋权途径在不同的文化条件下其效果呈现是复杂的，而且这样的途径能否有效地实现性别的实质性平等依然存在着争议。
其次，董强对于河边村的基本情况、传统经济的性别化分工进行了详细介绍。从家庭传统经济的性别分工可以看出：从结构上看，男性在家庭分工、性别关系中占据主导性地位。按照自由主义和激进女性主义者的理论认为，从劳动分工的角度审视性别不平等问题的核心是“市场”。对此，上述两位专家认为：把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让无偿的家务劳动得到同等的市场价值，或者让妇女进入市场。从河边村的家庭劳动分工模式来看，养殖业和家务劳动是妇女主导的领域。通过小云助贫中心在河边村开展的瑶族妈妈的客房项目，将妇女的家庭劳动技能直接与市场需求对接，将她们的家庭劳动延伸到市场，将她们的家务和产品推向市场。因此，瑶族妈妈的客房成为有机融合家务技能和市场的新空间。河边村妇女从事的家务劳动从之前的“文化空间”转换为妇女独立的“经济空间”，从而形成了一个基于原有分工模式的妇女经济创收路径。经过实际调查发现，以妇女为主体的客房服务为村民带来可观的收入增加；妇女的边际劳动时间递减，对妇女来说负担并不重；再造的经济空间重塑了性别对经济家庭的贡献比重。
但是，这个项目却产生了再造经济空间中妇女经济收入与赋权的悖论。一是经济收入“归属”的尴尬。2018年河边村家庭平均可支配收入结构图来看，客房收入高于其他所有收入，但在收入归属上，男性通常是房屋的户主与收入的经手人。在财产归属观点上，房屋归属于户主，户主一般为男性；在客房收入管理上，客房收入通过微信转账，妇女一般无手机或绑定银行卡；在客房服务定位上，男性与女性都认为客房服务=家务劳动收入，是“家里一起的”。二是在赋权效应下的性别福利的异化。客房创造的性别福利被男性异化到烟酒消费、购买摩托车、手机等活动上，在生活交往中，男性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女性福利并未得到实质改善；性别福利还被异化到孩子身上，据统计，客房的经济收入多数用于孩子的教育、生活方面的支出。由此可见，妇女创造的经济价值所带来的性别福利被异化到了男性以及孩子的身上。
最后，董强对于“赋权、减贫、性别关系”所产生的的上述问题及现象进行了总结与思考。他指出，河边村“瑶族妈妈的客房”这个新的经济空间同时容纳了男性的劳动，发育出了一种以女性为主又不增加女性负担的新的就业模式。“ 瑶族妈妈的客房” 所产生的收入主要用于孩子教育和房屋改善投资。河边村所呈现的性别与贫困之间的关系是中国乡村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如何充分发挥妇女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农村减贫的有效性。
河边村“瑶族妈妈的客房”的实践所展示的性别含义在于：妇女收入带来的福利效应在惠及家庭的同时，有相当一部分的收入被男性所“捕获”，成为改善男性福利的资源。值得关注的悖论是：女性收入的福利效应在流入男性的同时并没有伴随女性福利相应的改善，相反，却是在妇女做出牺牲的基础上发生的。这种瞄准妇女的反贫困路径所产生的减贫效益外溢和空间性别效益的异化显示了通过经济赋权来实现性别平等路径的复杂性，也在某种程度上挑战了通过提高经济地位从而根本上改变女性地位的众多理论假设。
在问题探讨环节中，听众提出了许多问题，如在研究中，当地妇女如何看待自身价值、有何诉求、在项目进行过程中有没有感受到赋权的力量；客房扶贫的案例能否在其他地方复制；在发展项目设计中是否能使妇女在经济上有收入还能在文化认知等其他方面提高其话语权等等，董强都进行了详细地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