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谈记者 周楠 周勉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2月24日表决通过了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随后，各地都拿出严厉措施大力加强监管。
采访中，干部和群众普遍认为，为维护生物安全生态安全、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这一禁令必须严格执行。同时也须注意到，这一禁令让不少地方的特种养殖业陷入停摆，而这些产业多是当地政府扶持的扶贫产业，相关贫困户不同程度遭受损失，一些脱贫户面临返贫风险。
脱贫攻坚决胜之际，特种养殖产业何去何从？依附于此的贫困户、脱贫户怎么办？部分学者与基层干部疾呼，唯有充分吸取过去的教训，广泛倾听意见建议，加强精细化治理，才能真正解决好冲刺脱贫攻坚的这一新难题。
扶贫产业奄奄一息
竹鼠、大鲵、黑斑蛙、石蛙、野猪、豪猪、蛇等特种养殖，近年来频繁成为农业种养界网红，也是各地扶贫产业的重要内容，有的甚至得到地方政府下文支持。半月谈记者采访发现，野味禁令出台后，各地特种养殖扶贫产业基本陷入停摆状态。
“现在是产子季节，按说不能让人进场，母竹鼠受到惊扰，会咬死竹鼠仔。不过已经这样了，你们随便看吧。”一个在湘西排得上号的竹鼠养殖场负责人田忠冬说。
田忠冬从2012年开始养竹鼠，后来又成立合作社带着乡亲们一起养。不算今春产下的竹鼠，目前存栏种鼠就有6200多只。他说，以前效益不错，每年都扩大规模，现在砸在手里了。“如果损失由自己承担，恐怕会倾家荡产。”
跟他一样担忧的还有当地扶贫部门。田忠冬的合作社帮扶了511个贫困群众，他们原本有希望脱贫奔小康，现在可能前功尽弃。
湖南凤凰大山里的麻冲乡高通村，山坳间水田里蛙声一片。黑斑蛙养殖大户谭永生说，去年有52名贫困群众入股分红，每人分红6600元，“大家还盼着今年大干一场，我现在根本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讲”。
曾经在扶贫战场上发挥着重要作用的特种养殖业，一个冬天之后，变得奄奄一息。
湖南湘西州是脱贫攻坚主战场之一。该州扶贫办项目科科长陈昌保说，一些特种养殖产业见效快，效益好，贫困地区的产业选择本身也不多，在上级支持下，近年来当地投入2443万元财政资金，帮扶54个特种养殖项目，涉及贫困群众9773人。“特种养殖户群体本来稳固脱贫了，现在面临返贫风险。”
在中国大鲵之乡湖南张家界，由于人工养殖大鲵目前不得上市，从事大鲵养殖的贫困户因不能及时进行大鲵交易，出现资金断档，承担贫困户利益联接、负责分贷统还、接受贫困户务工的大鲵产业相关企业、合作社等，也出现效益下滑、利润收窄，甚至运转困难，间接导致参与贫困户收入减少，就业困难。
据了解，除大鲵产业外，目前湖南省特种养殖光存栏产值就超过20亿元，拥有相关证件的野生动物繁育养殖场（户）共有3800多户。半月谈记者从湖南省林业局了解到，目前全省所有野生动物养殖许可证已被全部收回。
除了湖南，广西、贵州、江西等地也是特种养殖扶贫产业较为集中的省份。常年调研扶贫的广西行政学院教授凌经球说，不少贫困地区没有很好的产业选择，特种养殖确实帮助了当地群众脱贫致富。现在如果禁养、禁食，对广大已经脱贫的养殖户、期待借此脱贫的养殖户来说，都将带来不小的损失。
一名业内人士说：“特种养殖户目前的心态是，不能卖钱，养着烧钱，马上没钱，前途渺茫。”
补偿、转型、合理利用：三道难题亟待破解
有贫困户告诉半月谈记者，大鲵已不让卖，为减少损失，村里有人准备把家养大鲵放归自然。但是，对更多养殖户来说，放归自然这种方式无法实现，竹鼠会啃啮山间植被，大量放生很可能会带来基因污染等生态灾难；野猪、豪猪、蛇的放生则会带来危险。
养殖户们只能边养着边观望。田忠冬说，每天员工工资、饲料成本、水电费等就达800元左右。湘西州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科科长贾志明说，只要是一定规模的养殖户，每天运营成本基本都在500元以上，他们处境尴尬：政府不让处置，只能一边等待最新政策，一边保持继续投入，这些都是二次损失。
受访干部和群众普遍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了野味禁令，不管是政府还是群众，都必须站在维护生物安全生态安全、维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等角度，遵守和落实这一决定。同时，各地干部群众期待尽快妥善解决三道难题。
一是应尽快出台合理补偿政策。湖南省林业局一名工作人员介绍，不少养殖户投入几十万元，有的还为此身负贷款，准备大干一场。禁令出台后，产业如果完全停摆，可能出现“因禁致贫”。采访中，受访养殖户向半月谈记者展示了多个行业微信群，不少微信群到凌晨一两点还有人在诉苦。“现在是特殊时期，我们也不给政府添乱，只希望得到合理补偿，不至于倾家荡产。”
如何补偿？各级财政怎么分担？在部委层面的相关政策没有明确前，各地干部对此讳莫如深。中部某省人大系统一名干部坦言，虽然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有关部门负责人说，地方人民政府应根据实际情况给予受影响的农户一定补偿，但在上级政策和规定进一步细化前，各地财政一般不会主动承担。老百姓等不起拖不起，拖得越久，补偿金额必然越多，政府承担的补偿压力也越大。
二是要指导帮助受影响的农户转型转产。湖南省一位野生动物专家认为，这个产业其实不好转产，所谓特种养殖，场地、设施、设备多是特别的，养殖技术也是如此，这些设施设备难以回收，养殖转型困难重重。“有些养殖户投入了好几年时间来专门学习技术，这种无形损失更是难以估算。”
中部某市一位扶贫办主任说，中央和省里规定出来后，今年所有特种养殖项目以及专项资金都取消了，这笔钱投到哪里，他们开会讨论了4次也没有拍板。“养猪有污染，养牛羊见效慢，担心脱贫任务难以完成。”
三是明确特种养殖产业发展前景。广大基层干部群众最期待的措施，还是那些养殖已成规模、技术足够成熟的品种能够最终进入白名单。
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有关部门负责人答记者问时透露的信息，一些动物（如兔、鸽等）的人工养殖利用时间长、技术成熟，人民群众已广泛接受，所形成的产值、从业人员具有一定规模，有些在脱贫攻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按照决定的规定，这些列入畜牧法规定的畜禽遗传资源目录的动物，也属于家畜家禽，对其养殖利用包括食用等，适用畜牧法的规定进行管理，并进行严格检疫。
有受访者指出，特种养殖在检疫检验方面的制度远不如传统家畜家禽养殖完善，相关疫病研究也较为滞后，但恰因如此，目前治理重点应在这几方面发力，做到严格、科学、合理利用，而非管死。
部分干部群众认为，鸽、兔后面的“等”字留了弹性空间，大鲵、竹鼠、黑斑蛙等品种能否列入，有值得研究的余地。张家界市大鲵保护与发展协会会长王建文说，大鲵养殖加工业在张家界有40多年历史，实现了大鲵从濒危到保护再到合理利用，全国相关从业人员有10万人。“希望在疫情后，国家大的法律法规给个出路，能够继续发展。”
统筹处置考验地方施政能力
多位受访者表示，野味禁令的颁布符合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有利于革除某些陋习、打击相关违法犯罪行为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但在具体操作上，因程序庞杂、牵涉人群众多、需要多部门多学科协同。
多名干部表示，部委层面的政策要尽快出台，也要做好充分的前期调研和系统研究，且要多部门合力，不能部门政策冲突、“神仙打架”。比如特种养殖到底哪些品种禁，哪些不禁，必须充分吸收地方的意见，如果标准模糊，甚至彼此冲突，加上环保和舆论带来的压力，地方就容易不知如何落实。
“省林业局前不久下发了一个文件，但是内容很虚，不讲这些扶贫产业怎么办，也不讲怎么补偿和转型转产。国家层面的决定是没错的，地方也要有担当，可以自己明确的就要明确，不能明确的就要跟中央积极反映和沟通，不能什么都推到基层，最后把问题越拖越严重。”某市林业局一名负责人说。
同时，不少干部担忧，由于在执行层面缺乏统筹和长远考虑，各地会重复前两年生猪禁养退养限养政策落地时的一些乱象。
南方某农业大县一名副县长说，从国家层面来说，生猪“禁退限”是没有问题的，也是在相关法律规定的框架内，但到了执行的时候，各地就层层加码、甚至擅自扩大“禁退限”的范围和类别。
“本来是限制规模化养殖，但有的地方把散养户也限制禁止了；有的符合环保要求，但地方要么出于减少麻烦和包袱的考虑，要么想趁机把投入的土地用来搞工业，对养殖多加限制；有的地方甚至大搞无猪县、无猪乡，只顾迎合上级，罔顾群众利益。如今，受非洲猪瘟叠加影响，猪肉供应紧张，一些地方又通过给予大额补贴、环评一路绿灯等方式鼓励养殖户增产……”该副县长说。
“这样的情况，希望不要重复。”凌经球说，特种养殖扶贫产业何去何从，建议有关部门多调研，听听各方的意见和呼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