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2日清晨，海拔千米的丰都县高家镇方斗山村寒风刺骨，夜里的霜刚刚消去，室外只有3摄氏度，冷得人直跺脚。
但即便如此，村里人也没有闲着。贫困户冉太平帮老板拉来了一车木材，用于装修农家乐；今年靠养中蜂挣了3万多元的杨本培正在修整蜂箱以待来年；而村民王剑飞则寻思着明年自己的“王师傅特色菜”农家乐应该搞点什么新耍事。村委会里更是一片忙碌：完成农村“四好公路”建设，全面落实C、D级危房改造及复垦政策，大力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等项目化的攻坚内容，被提上了明年的议事日程。
历经数十年的探索，这个县级深度贫困村，正在脱贫攻坚的道路上大步前进。
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期 扶贫停留在给钱给物阶段
方斗山村因坐落于方斗山上而得名，是7个村合并而来的“巨型村”，幅员面积达30平方公里，人口和耕地却分别只有3100余人和5500余亩，典型的地广人稀，耕地不足。
上述因素，决定了方斗山村的脱贫攻坚道路漫长而艰难。
1980年，土地包产到户拉开了方斗山村脱贫攻坚的序幕。77岁的老村支书秦光瑞说，一家人有三五亩地，种上传统的“三大坨”，喂上一头猪，吃得好不好另说，但吃饱不成问题——大约1983年时，方斗山村大部分人的温饱问题便得到了缓解。
但这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产品价格改革等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红利，并不算真正意义上的扶贫。
那时候的扶贫是什么样子呢？
“也就是停留在给钱给物的阶段。”秦光瑞说。他和另外两名老村支书向明湘和谭廷其（都来自方斗山村的撤并村）的做法都是如此：比如，每逢春节前，秦光瑞就会和村支两委的干部合计一下，看哪一户人这个年关实在难过了，便给他们几十斤大米或者粮票。
谁家的房子破了，村里就给点救济金对付一下，然后再找点彩条布把破损的地方盖上就算完事；有人生病，村干部拿来的药不外乎都是“头痛粉”。“不是不想帮，那时候实在是没有能力。”秦光瑞说。
1986-2011年 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扶贫阶段
情况在1986年有了些变化。
是年，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成立，拉开了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农村扶贫开发的序幕。国家划分了18个集中连片困难地区，依据农民人均收入，制定了国定贫困县标准，划定了331个国家贫困县。
正是在那一年，方斗山村民开始自发地修路。谈到这件事，丰都县高家镇定点联系方斗山村的宣传委员谭仁富认为：“村民们开始意识到了要想摆脱贫困，只能发展生产，而发展生产的前提是建好基础设施。”
但方斗山村要补齐基础设施这个“短板”，谈何容易？
以修路为例，上级拨付经费只有4万元，村里靠这钱，动员村民投工投劳。村民、村干部都挥着铁钎、大锤一起上阵。靠着这股拼劲，村民们硬是用一年多时间修出了宽2.5米、长10公里的土路，至少在天晴时可以通过小货车。
其他基础设施项目的落实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如饮水问题——1986年之后的20多年里，方斗山村一共修了9口山坪塘，再用橡皮管子将水接到家里就了事；电也是如此，早年间方斗山村在供电时有时无，直到2008年政府实施大规模的农网改造后，村民家的灯才算常亮了起来。
改进基础设施后，村里就想发展产业。由于缺乏技术指导和畅通的销售渠道，好不容易发展起来的一些产业失败了。
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头几年，方斗山村曾组织村民大规模种植五倍子和青蒿，但由于市场行情不好，村民们的辛勤劳动成了“竹篮打水一场空”。
后来，针对自身山地地形特点，村里开始组织村民种植烤烟，养殖山羊和肉牛。这一次绝大多数人的产业都平稳正常发展，挣到了一些钱。但也有例外，向明湘家住在偏远的十九社，小地名大窝凼。10多年前，他和村民们一道发展起了山羊养殖，但别人走几步就能把山羊卖出去，他却要翻山越岭近两个小时才能走到村头。
辛苦也就罢了，最怕的是山羊生病，向明湘不懂技术，而懂技术的人又不愿意进来，71岁的老向只能眼巴巴看着羊死掉。
2012年至今 开发保障并重的决战决胜阶段
让向明湘欣慰的是，扶贫很快迎来了更大力度、更广范围，且以精准为特征的历史性转变。
新一轮脱贫攻坚战打响后，方斗山村更换了领导班子——2014年底，在外创业有小成的邹宏成为了新一任村支书。
邹宏上任后发现，脱贫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少。
首先要把真正的贫困户找出来。
当时，市里的指导意见是：以户为单位，综合考虑住房、教育、健康等情况，通过民主评议、公示公告、逐级审核的方式进行识别。
实际操作过程远比这复杂得多。“看房、看粮，看劳力强不强、还有没有读书郎。”邹宏说。与此同时，不少农产品的定价界限比较模糊，村里就采取了最低价折算的方式，一亩地算500斤玉米，一只羊算700元，一头牛算5000元。
全村建档立卡贫困户总计143户533人，其中因缺技术致贫的占一半以上，因学致贫的占22.4%，因缺劳力和资金致贫的各占7%，剩下则有少部分因病或因残致贫。
摸清底数，为精准帮扶奠定了基础。“我们制定了整村脱贫规划，重点包括基础设施和产业项目，而且还为每一名贫困户分别制定了脱贫方案，驻村工作队与帮扶干部逐户登门走访结对。”邹宏说。
从2015年至今，方斗山村每年整合的扶贫资金都达到了1000万元以上。利用这些资金，方斗山村硬化道路40.7公里，整修泥结石路33公里，圆满完成社社通目标；新建一座自来水厂，完成6口山坪塘整治，新建蓄水池1200立方米，解决了方斗山片区5000余人的饮水安全问题；此外，实施了入股分红等利益联结机制的500亩果园基地、300亩中药材基地等达产成效，带动了不少贫困户脱贫增收。
贫困群众是直接受益者。前几年养殖山羊屡屡受挫的向明湘家门口通了公路，又接受了点对点的技术指导，如今已是有100多只山羊的养殖大户。
而2014年才买上电视的特困户向明生，如今依靠着土地流转租金和入股分红股金，有了10多万元的存款。
“精准帮扶就是对症下药，找准病根才能药到病除。”邹宏感慨，方斗山村平均海拔约1100米，非常适宜发展避暑纳凉旅游。为此村里引进了企业建设方斗山大酒店，并鼓励村民将住房改造为农家乐。如今村里已有15家农家乐陆续开张，一到夏天就有一两万避暑客在村里住下来。
人多车多，村里面临着“幸福的烦恼”。“刚拓宽硬化的路又显得窄了，村里还差健身步道、休闲广场等设施。”邹宏笑着表示，“扶贫没有终点，发展没有尽头，村里正在制定计划，完善设施，努力创建全国乡村旅游扶贫示范村。”
重庆脱贫攻坚这些年
直辖以来，重庆扶贫工作紧跟国家步调，走出了一条以发展经济推动脱贫致富、以区域发展带动扶贫开发、以社会保障稳定解决吃穿、以创新机制提高脱贫成效的扶贫道路。
1996年，重庆直辖态势渐明，开始代管原万县市、涪陵市、黔江地区，全市贫困人口陡增，吃不饱、穿不暖的贫困户就有366万人。针对这一情况，市委、市政府制定并组织实施《重庆“五三六”扶贫攻坚计划》，明确提出从1996年起到2000年底，用5年时间，基本解决全市农村366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
到2000年底，全市18个贫困区县整体越温达标。一年后，全市农村贫困人口由直辖前的366万下降到109万，贫困区县农民人均年纯收入达到了1475元，比直辖前增长87.9%。与此同时，贫困地区整体经济实力明显增强，国内生产总值、地方财政收入分别比直辖之初增长77%、236%，增幅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2001年，市委、市政府经过仔细调研后，以《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为指导，向全市3270个贫困村每个村投入20万-40万元专项扶贫资金，帮助其修建基础设施、发展产业，增强自我发展能力。
在“十一五”期间，我市重新确定了2000个贫困村，并提出“千村脱贫”计划。每个村除安排100万元专项扶贫资金外，还整合交通、水利等各类资金，向每个贫困村的投入至少600万元，强力推进整村脱贫。
党的十八大以来，“精准扶贫”成为扶贫工作的中心。我市的脱贫攻坚迎来了历史性转变。2014年底，我市通过精准识别，筛查出165.9万名贫困群众，按照致贫原因分析，因病致贫位列第一，占比29.3%，因学致贫占比25%，缺资金、缺技术、灾害、残疾、缺劳力等因素依顺序分居其后。
通过制定针对性的帮扶政策，我市脱贫攻坚取得显著成效：截至2017年底，全市12个贫困县摘帽、1821个贫困村脱贫、160.1万贫困人口脱贫，贫困发生率降至1.1%。
十九大以来，我市吹响脱贫攻坚和全面小康的“冲锋号”，坚持把精准到人头与统筹到区域结合起来、把激发内生动力与用好外部力量结合起来、把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与实施乡村振兴结合起来，围绕如期稳定脱贫、巩固脱贫成果、完善长效机制三大任务，实施“十四个扶贫专项行动”。
脱贫攻坚实现了从“打赢”向“打好”转变，从“减量”向“提质”转变，从“全面”向“深贫”转变，从“政府完成军令状”向“群众增强获得感”转变，从“能力开发为主”向“开发保障并重”转变，从“见子打子”向“标本兼治”转变，脱贫攻坚工作整体加强，持续向好。
精准，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
大约五六年前，记者在市扶贫办采访时，一位相关负责人说，现在有新的精神了，之前的工作固然还要推进，但眼下的扶贫核心思想是“精准”。资金、资源都要更多地倾斜到贫困群众身上，增强他们的获得感幸福感。
这些年来，我通过不断的采访，对“精准”二字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不可否认，在过去普遍贫困的情况下，扶贫政策大多是普惠政策。但如今我们面对的问题是大面积贫困已经消减，剩下的贫困对象是“一地一特点、一户一光景”，相互差异极大，再沿用过去的老办法，当然行不通。
相对于粗放式扶贫而言，精准扶贫是更个性化的选择。简而言之，它要求我们针对每个贫困村、每个贫困户的不同情况制定帮扶措施。因此，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更加强调人的作用。例如，在精准识别阶段，应尽可能规避人为因素，层层把关，才能准确锁定贫困村、贫困人口，才可能避免用普惠政策代替特惠政策、用区域政策代替到户政策，提升帮扶效果。
所以，在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的要求和目标下，精准才是开启胜利之门的钥匙。它要求党委、政府逐地、逐村、逐户制定帮扶政策，有劳动力的要“开发”,缺劳力的要“保障”,住房危险的须“挪移”，患上疾病的须“救治”，唯有如此才能对症下药、药到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