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1月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中指出，“中国减贫事业的巨大成就，使全球经济增长更加包容”。中国减贫事业的成功实践和巨大贡献，得益于中国特色的扶贫开发道路，得益于精准扶贫的理论创新和政策创新。以精准扶贫推动整体脱贫，实现全面小康，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历史和人民负责的担当精神，生动诠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优越性。
精准扶贫理论是对世界减贫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贫困是自然环境恶劣、市场发育欠佳等客观约束和精神懈怠等主观因素相互交织的产物。国际减贫理论基于不同视角，对贫困成因及减贫主张各有侧重。目前来看，世界各国的减贫实践，多以目标相对集中的减贫项目或减贫计划为载体，推动贫困地区发展方式的渐进转变。我国实施的精准扶贫，着眼于深度扶贫开发边际效用递减的现实问题，借鉴国际减贫的成功经验，对贫困地区的发展进行顶层设计，是对世界减贫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为减贫理论创新提出了迫切的现实要求。一方面，贫困地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突出短板，经过多轮扶贫开发，剩下的贫困人口贫困程度更深、致贫因素更复杂、减贫成本更高、脱贫难度更大，需要创新扶贫理论和思路。另一方面，加速减贫进程是优化中国发展格局的重要手段，推动贫困群众脱贫致富将释放强大的消费潜力，推动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完善将创造巨大的投资潜力，推动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将产生庞大的政府购买空间，三大因素协同，有利于形成发展新动力。
精准扶贫将扶贫开发上升到国家总体发展战略，以政府主导为关键，以群众参与为根本，以资源共享为前提，以产业发展为基础，以体制机制为保障，形成脱贫攻坚的支撑体系，实现了从发展理念到具体实践、从顶层设计到基层探索的同频共振。
西部地区扶贫模式探索是对精准扶贫理论的生动实践
中国减贫，西部地区是主战场。西部地区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加之生态环境脆弱，是精准扶贫需要啃下的硬骨头。西部地区各具特色的模式创新，是对精准扶贫理论的生动实践。
精准识别“扶真贫”。精准识别贫困对象及其贫困成因是扶贫开发后续管理的基础。2014年全面推动贫困户的“建档立卡”工作，建立起基础信息库，通过完善的流程、客观的指标，为扶贫资源的精准配置奠定了良好基础。2015年全面推动“建档立卡回头看”工作，通过自我排查、上级督查和第三方抽查，缩小统计误差。各地结合实际，总结出诸如“先看房，次看粮，再看学生郎，四看技能强不强，五看有没有残疾重病躺在床”的评定程序，让精准识别更具操作性。
易地搬迁“挪穷窝”。中国贫困人口的分布区域普遍生存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贫困与环境约束相互交织、互为因果。易地扶贫搬迁实现了环境约束下扶贫开发与生态保护的共赢。通过整合各类财政资金、统筹贴息贷款、社会援助等各方资源向易地扶贫搬迁重点倾斜，引导移民搬迁“挪穷窝”；同步推进特色产业发展，促使贫困群众“换穷业”；强化交通、水电、信息等基础设施建设，突破发展瓶颈“拔穷根”。
电商扶贫“搭平台”。贫困地区大多交通不便，产销体系脆弱，丰富的自然资源难以转化为实际的经济收入。电商扶贫以搭建开放型产销平台为切入点，优化了贫困地区特色产业的价值链。政府主导完善电商平台，拓展特色产品销售空间；配套完善网络销售的信息交流、交通运输、美工客服等专业化服务，提升特色产品用户体验；引导特色产业组织化、标准化发展，加强产品品质控制，筑牢特色产业竞争优势；健全电商人才分层级培训考核体系，培养扎根本土、愿为能为的基层电商人才队伍。
金融创新“散风险”。资金缺乏是贫困地区与贫困群众内生发展的最突出瓶颈。金融扶贫以政府主导对金融机构的扶贫资金进行风险补偿为突破口，极大地改善了贫困群众的资本弱势地位，弥补了市场机制的缺陷。加强顶层设计，充分调动金融机构建立多元化、广覆盖的扶贫体系；建立风险补偿机制，控制和化解区域性金融风险，奠定金融扶贫基础；创新金融产品，主动对接贫困群众差异化需求，引导农业生产向适度规模化、科学化、标准化转变。各类银行、金融合作社以及网络金融平台等推出的系列特惠金融产品，有效弥补了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的资金缺口，构筑起公平发展的重要经济制度。
精准扶贫为世界减贫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当今世界仍有8亿多人生活在极端贫困线以下，全球减贫任重道远。中国精准扶贫的理论和实践表明，良好的政治愿景、科学的扶贫战略、适宜的政策措施，实现整体脱贫是完全可能的。中国的成功实践，对推进世界减贫事业具有重要启示。
扶贫开发必须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扶贫开发是一项周期长、投资大、涉及面广的系统工程，经济发展的外溢效应作用有限，必须依靠政府强力推动。在宏观层面明确扶贫开发战略，在中观层面科学规划发展路径，在微观层面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才能形成脱贫的合力。建立地方行政长官对扶贫开发责任制，发挥其在资源整合、政策协调上的优势，才能推动扶贫开发快速取得实效。
扶贫开发必须用好有形无形两只手。要综合运用财政、货币、产业和社会保障政策，稳定宏观预期、突破产业发展瓶颈并精准破解实体经济在贫困地区经营的困难。充分发挥公有制经济在引导资金流向、建设大型项目及私营经济在提升效率和吸纳就业上的优势，形成多种所有制结构共同参与、资源强力聚合的大扶贫格局。
扶贫开发必须调动贫困群众积极性。贫困群众的主动参与是脱贫的根本。广泛吸纳贫困群众参与扶贫流程，以公开促公平，凝聚扶贫开发的信心与认同感；优化扶贫项目的利益分配机制，以工代赈、以奖代补，将贫困群众的收益与自身努力紧密结合，提升其自身发展能力；引导贫困群众参与社会治理体系建设，发挥熟人治理机制在信息甄别、资源共享和风险防范等方面的作用，优化扶贫开发环境。
扶贫开发必须优化全方位制度建设。贫困地区需要重点推进社会保障体系、生态保护体系和法制体系等方面体制机制的完善与优化。推进教育资源、医疗资源向基层、向偏远地区倾斜，以人口素质的提升加速人力资本的积累。打破狭隘的资源观、发展观，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道路，形成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力支撑。
（作者：曾维伦 张丽娜 何伟，单位：重庆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本文系马工程重大委托项目“西部地区精准扶贫的模式创新与实践路径”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