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组：你们几位知青，初次从首都北京到陕北农村生活，经历了哪些困难?后来是如何适应的?
王燕生：一开始觉得很不适应，我们毕竟都是大城市里长大的，觉得陕北农村的生活各方面都太艰苦，太原始，什么都不方便。现在我倒是觉得，年轻人多吃苦，多体验，对成长有很大好处。
讲到生活方面不习惯的地方，我就想起以前我在电视上看到近平接受采访，谈到“过五关”的时候，一讲到“跳蚤关”，我就笑了。这是一种会心的笑，只有我们这批人才能讲出这样的话。这让我想起我们当时所经历的“磨难”。近平讲得非常真实，没有经历过那种生活的人，说不出来这些细节。
我们刚到陕北，身上就开始长大疙瘩，那时候都不知道是跳蚤咬的。这种包比蚊子叮得还严重，我们用手反复地挠，挠得多了就挠破了，流血。当时的被子都不像现在，是没有被罩的，我们的白色被里上粘得都是血点。身上的这些包，挠破了就疼，不挠破就特别痒。我们问村民，他们也说不明白怎么回事——当地人都没有这个毛病，北京娃娃来了怎么就得这种病呢?
有些知青就往家里写信，也没有说明白，就说身上总是起很痒的大包，家里回信就猜测说，可能是水土不服吧。到了后来，我们才发现是跳蚤咬的。在陕北农村，家畜家禽的身上都有跳蚤和虱子，窑洞里四面都是黄土，地面不像现在铺地砖，当时都是压实了的黄土地面，跳蚤在里面很容易滋生、繁殖。而当时的生活普遍贫困，北方农村的老乡，一年到头也不洗澡，冬天穿着大棉袄、大棉裤，棉衣的缝里面都是虱子、跳蚤。后来我们告诉老乡，我们身上起的包是跳蚤咬的，他们还不相信，不停地说：“我们咋没事呢?”其实，他们在这个环境中已经适应了，身体对虱子、跳蚤的毒素已经有了免疫力。
采访组：在那样的环境中，你们的个人卫生问题怎么解决?
王燕生：我们六个人住在一个窑洞，一铺炕上。一月份是严冬，陕北这边腊月里非常寒冷，但是屋里的炕烧得很热乎，我们六个人挤在一起，觉得挺暖和，挺好，也不觉得十分难熬。冬天，我们没法洗澡，也不觉得有多难受。但刷牙是个习惯，不刷真是不舒服，因为我们都是从幼儿园开始就刷牙的。村里肯定买不到牙膏，到了文安驿也不容易买到牙膏，但能买到牙粉。这样，刷牙的问题就解决了。
天气转热，上山干活回来出一身汗，又长期没条件洗澡，我们就觉得很难受。像我，在北京从小就住公寓楼，家里有卫生间，能洗澡，虽然当时北京的条件也不好，没有热水器，但我家的楼房，一个星期能供应一次热水，所以每周至少能洗一次澡。然而到了陕北，就没有这个条件了。
我们都想洗澡，于是就一起到村里一条沟下的井边去冲凉。我们都穿着游泳裤下了沟，把水从井里打出来冲一下。那个井旁边有个跨沟的小桥，也是梁家河村的交通要道。后来发现过桥的大姑娘小媳妇，见到我们都捂着嘴就跑，还有那些年纪大一些的妇女，就指指点点地笑话我们。后来到劳动的时候，村里的妇女就笑话我们说：“你们这些大娃娃，也都快成大人了，咋能在村里光腚呢?人家婆姨都不敢看你们!”旁边那些婆姨就哈哈大笑，我们就解释说：“我们哪敢光腚，都穿着游泳裤呢!”她们都一脸茫然，说：“游泳裤是啥?”原来她们都不知道游泳裤，像城里那种游泳池，她们没见过。知道这个情况之后，我们就不在井边冲凉了。
采访组：你们吃饭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王燕生：最初，村里派石春阳的父亲给我们弄柴、做饭。不久，我们知青就得自己做饭了。做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烧柴，我们在北京用蜂窝煤，没有烧过柴，对砍柴的理解仅仅局限在书本上，以为只要拿着斧子、柴刀去山上砍柴就可以了。可是真正在梁家河解决烧柴问题，却远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那里的黄土地很贫瘠，山上没有什么树，我们只能把草根一点一点地搂回来当柴烧。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的生活真艰难，做饭还要为烧柴发愁。
我们知青下乡的第一年是吃国家供应粮，但还要靠自己劳动，不仅要去拉粮食，回来还要自己加工粮食。我们费很大劲，把粮食从文安驿拉回梁家河，有麦子、玉米、小米、高粱等。但是这些粮食是半成品粮，我们住的那个窑洞前面有个碾子，我们用毛驴或骡子拉那个碾子，加工粮食。比如玉米粒，就要用碾子碾成玉米碴子，煮粥吃;或者用磨盘磨成更细的玉米粉，可以做团子吃。一开始我们干这些活都是很费劲的，赶不好毛驴，拉不好磨，加工粮食耗费很多时间。所以我们就先吃那些容易加工的粮食，比如小米不用加工，直接做小米饭就吃了;玉米，碾一碾就能吃了;到了最后我们才吃麦子，因为麦子加工起来最麻烦。
采访组：您能讲一下你们当年在梁家河劳动的情况吗?
王燕生：刚到梁家河，我们就在基建队，主要任务是打坝、拉土，我们在北京都没有干过这样的活儿，干得不熟练，村民就手把手教我们。千万别小看这些简单的体力活儿，如果掌握不好技巧，就干得又慢又费力气。起初，我们连挑水都挑不好。陕北的扁担是用两根又扁又长的木棍绑在一起做成的，立起来有一人多高。这种扁担不像南方的竹扁担，竹扁担挑东西时会产生形变从而起到缓冲作用，而木头扁担特别硬，没有形变，把所有重量结结实实地压在肩膀上。我们用扁担挑着两个木桶到井边，把水挑回住处，再倒进水缸。刚开始，我们用小木桶挑水都挑不好，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掌握不好平衡，不是往前就是往后了;二是肩膀受不了，扁担把肩膀硌得生疼，从井边到窑洞，不算远的路，要歇好几次。几趟下来，肩膀就被磨破了皮。但第二天水缸里没水了，还是要去挑水，磨破皮的肩膀火辣辣地疼。
到了春天，劳动就真的开始“上强度”了。刚开春时，夜还长，六点多钟，天还没亮，村里就开始喊：“上山受苦去喽!”开春农忙，就是要起这么早，我们急匆匆爬起来还得刷牙。村民没见过刷牙，说：“这帮北京来的娃娃，一到早上就口吐白沫!”洗漱完毕，我们就开始跟着农民整地、送肥，不会干也要跟着干。
我们这些挑水都挑不好的知青，到了农忙的时候就得往山上挑粪，这是又累又脏的活儿。挑粪的筐比较浅，里面装满沤好的农家肥。我们挑着粪上山，不但路远，而且还要走那种“之”字形的羊肠小道，山路又窄又陡，所以劳动强度很大。我们不想被落在后面，在路上就使出了全力，尽量走快一些，结果力气很快就用完了，再干后面的活，就没有什么力气了。慢慢我们就发现，农民上山的时候并不是健步如飞，而是慢悠悠的，因为他们一天到晚都要干农活儿，就像长跑一样，不能一开始就冲刺，必须要保存体力。
夏收的时候，我们到山上去收麦子，麦地离村子大约五里路，并且是在山上比较高的地方。麦子割好以后都是一捆一捆地码放着，往回挑的时候，扁担一头担一捆。挑麦子更累，一是因为距离远，路不好走;二是因为无论多远，中间都不能休息，因为一旦把挑子放下，一捆麦子在地上一墩，麦穗就会散落，当时亩产不到一百斤，如果在往回挑的途中掉几斤麦穗，损失是非常大的。所以，挑麦子只能换肩，不能把扁担卸下来休息。五里山路，挑着麦子，经常要走一个小时，那也算是快的了。
近平当时是我们村知青里年纪最小的一个。这些农活对他来说，真是难上加难。那时我们学犁地，虽然看着简单，人家都是一个直线就过去了，但是我们一弄，就是歪七扭八。近平最初和我们一样，干农活也是很不熟练，但他从不服输，吃了很多苦之后，他干活也熟练了。我离开梁家河以后，听到他当了村支书的消息，还是有点吃惊的，没想到他在农村扎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