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近平在梁家河从来没有放弃读书和思考”）
采访对象：
戴明，1952年生。1969年1月与习近平一起到延川县梁家河大队插队，住同一孔窑洞。1970年招工离开梁家河，曾做过教师、科技副县长，西安地质学院产业处处长，在长安大学公安处副处长(正处级)任上退休。
采访日期：
2016年6月6日
采访地点：
中央党校电视台演播室
据学习时报
南泥湾留下好印象，父亲让我毫不犹豫去陕北
采访组：戴明同志，您好！1969年，您与习近平一起到陕北的梁家河村插队。请您讲一讲当年知青插队的背景和选择到陕北去的原因。
戴明：知青插队的背景，简单来说，就是席卷全国的“上山下乡”运动。实际上，我们当时也谈不到“想去”或者是“不想去”，这就像是一场巨大风暴，把我们都卷到里面了。如果我们不响应号召，那肯定不行。如果不走，居委会的老太太、学校的老师、革委会的工作人员，就会天天找上门来谈话，动员我们下乡插队。
根据国家安排，我们那一批知青，插队的目的地主要是山西和陕西。我问我父亲是去山西好，还是去陕西好？我父亲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是陕西好！陕北可富裕了，条件很好。婆姨都不上山劳动。”我父亲之所以有这样的印象，就是因为他们在陕北工作的时候，当地有一个持续了多年的大生产运动，农业各方面发展得很好。而且，当时南泥湾留给我父亲的印象非常深刻。就像那首民歌里唱的“南泥湾，好地方，好地呀方，好地方来好风光……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所以，他对我说：“你肯定要去陕北。”
那一年，我不到17岁，近平不到16岁。因为近平早上一年学，所以他是我们几个北京知青当中年纪最小的。
那整个专列上没有不哭的，就是习近平在笑
采访组：你们从北京出发赶赴陕西，已经是四十多年前的往事了。您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吗？
戴明：还有些印象，一些细节还记得挺清楚。我们是1月13日出发的。近平和我们几个都到了北京站，当时一看，好家伙！人山人海，挤都挤不动。
我们乘坐的“知青专列”能容纳一千多人。车停在那里等待出发的时候，我们心情还是很好的。有这么多人送我们，场面这么隆重，有点儿像去当兵的感觉，觉得还挺光荣的。可列车一开动，车上车下就是一片哭声了，不光女知青哭，男知青也哭。因为毕竟都是些十几岁的孩子，大多都没怎么单独离家出远门。
多年以后，近平曾在一次访谈中回忆起当时出发的情景。他说：“在去延安的专列上，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69年的1月份，全部都哭啊，那整个专列上没有不哭的。就是我在笑。当时车底下我的亲属都说，你怎么还在笑啊？我说我不走才得哭啊，我不走在这儿有命没命我都不知道了，我走这不是好事吗？我哭什么呢？他们听后就破涕为笑了。”
“知青专列”从北京出发，经过河南，过黄河大桥，沿着陇海线，一路到了西安。没换车，火车又开到了铜川。抵达铜川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
第二天很早就起床，吃过馒头、咸菜，之后就准备出发了。出发的时候，天已经亮了。一二百辆大卡车来接我们。
近平和我上了一辆卡车。我们上车的时候，看到当时的情景壮观得很：前面出发的车在环山路上排成了长龙，黄土滚滚，铺天盖地。当时看到那个情景，我们都很兴奋。等到上车走了半天，冻了一路，吃了一路的土，我们也就不兴奋了。
就这样，一路颠簸到了延安。下车的时候，我们身上全都是土，变成一个个“土人”了。那时延安城特别小，我们转了半个小时就转完了。延安当时最高的一个楼就是新华书店，是个二层楼房。整个延安黑咕隆咚的，只有长途汽车站前面有一个路灯，寒风一吹，灯罩“啪啦啪啦”地响，灯光一闪一闪的。当时我的心情简直没法描述——“原来这就是延安”，心里凉了半截。
接下来的一天，我们继续坐卡车，从延安到延川200里地，当时那个路非常难走，全都是盘山路，在塬上绕来绕去，走了很长时间。
从这里开始，我们就发现原来的大卡车长龙变得稀稀拉拉，车越来越少了。
近平一路上都没怎么说话，我们的话也渐渐少了，一是疲劳，二是忐忑，我们都蔫了。车还在一直不停地往前开，总也不到地方。车上有个知青沉不住气了，就拍着车厢对司机喊：“师傅，你是不是走错了？”司机说：“这条路我走了多少次，走不错的！”
我们终于到了文安驿公社。下车的时候，发现同行的卡车已经所剩无几了。一下车，公社就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本《毛主席语录》，一条白毛巾。
吃过饭，各个生产队的人都已经在公社大院里等着我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