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e邮”等网络平台销售贫困户自产的特色农产品，为精准扶贫贡献力量。新华社记者 李 贺摄
山东临沂的“沂蒙脱贫攻坚指挥平台”。新华社记者 李 贺摄
土豆变“金豆” 程 硕作（新华社发）
陕西省洛南县按照“企业+合作社+贫困户”的模式精准扶贫。姜 峰 张宪平摄
制图：潘旭涛
如今，在四川省邻水县的贫困户家门前，都有一个二维码，“只要轻轻一扫，贫困户的详细信息就一览无余”，通过这个新建立的扶贫动态数据库，就能实现对全县贫困户脱贫状况的实时检测，真正做到了对贫困人口的智能化、信息化管理。
为了实现到2020年中国现有标准下7000多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从思想到举措，树立科学精准有效扶贫的新理念，创新机制精准发力，突出抓好重点、难点，把扶贫政策做细、做小，真正做到有的放矢，并把扶贫监督落到实处，实现真扶贫、扶真贫。
电商扶贫：“深山造”走出大山
7月19日，四川省河坝子镇黄莺岭村二组贫困户樊君华刚刚从林中捡回来40多个林下土鸡蛋，“小吴土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吴勇志就开着电商服务站统一配发电动车上门收购。“每天都可以卖上六七十块钱，一年下来，今年全家脱贫没得问题。”樊君华说。
“互联网+四川制造”，是四川省探索出电商创新扶贫的新模式。“搭好台”才能“唱好戏”，通过电商与涉农产业相结合，今年一季度，四川农产品电商销售规模跃居全国第四，仅贫困县就贡献了两成销售额。
四川自贡等地也创新推出了“供销社+农村电商”的新型扶贫方式，“网上供销社”将本地特色农产品“挂上网”，使“等客上门”变为了“引客上门”，解决了农民“卖难”问题。
如今，电商扶贫为实现扶贫工作的“六个精准”提供了一条全新的途径，使扶贫工作由“授人以鱼”到“授人以渔”转变。依托电商平台，将农产品面向全国销售，将全国消费市场与农村对接起来，给农村的市场开发和经济发展带来很好的效益。2015年全国超过1000万元销售的“淘宝村”已经有780个。
在山东曹县的大集镇、江苏省睢宁县的沙集镇等，“淘宝村+农村淘宝”带动了整个乡甚至整个县的产业成规模发展；在甘肃陇南，全市开办网店近6000家，直接带动贫困群众人均增收240多元。
借助电商这趟高速列车，更多“深山造”纷纷走出深山，越来越多的贫困户甩掉了穷帽，迎来弯道超车的新机遇。
“扶贫云”：扶贫对象更透明
“你说东家贫，他说西家穷，谁是贫困户，有嘴说不清”，在贵州，这曾经是一首出名的顺口溜，贵州目前仍有623万贫困人口，如何有针对性地开展扶贫工作一直困扰着当地的领导干部。
在贵州省扶贫办总农艺师周兴看来，“开展扶贫工作首先要识别贫困人员，而通过大数据甄别则是精准识别的第一步。”于是，贵州依托大数据和云计算，通过“云上贵州”系统打造“扶贫云”平台，探索“互联网+扶贫”新模式。
据贵州省扶贫办统计，目前“扶贫云”运用大数据手段实现了对全省建档立卡的623万贫困人口、9000个贫困村、934个贫困乡镇、66个贫困县的动态监测。
通过大数据开启“云”上扶贫密码，贵州走出了一条扶贫新路。
大数据结合大扶贫，到底能擦出怎样的火花？贫困人口锁定了，脱贫全过程又如何能可视化？
据了解，“扶贫云”上建有责任链、任务链和资金链。在责任链、任务链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个贫困户的帮扶干部是谁、做了哪些工作，工作不到位，立即发出预警。
此外，资金监管风险长期困扰着扶贫干部。对此，“扶贫云”资金链对扶贫项目申报、审批、报账、验收等实施全程、实时监管，保障每一分钱用在刀刃上。
“三条链发力，能够有效防止被脱贫、数字脱贫。‘十二五’时期，35个贫困县、744个贫困乡镇摘帽，贫困发生率下降到14.3％。其中，2015年减少贫困人口130万人。”周兴说。
“‘雪中送炭’总比‘锦上添花’好，”在接受笔者采访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李群打了这样一个比方，“通过方法上的创新，利用现代工具，实现对贫困户的‘精准对接’，能让扶贫工作真正落到实处，做到有的放矢，这不仅节约了成本，也提高了扶贫的效率。”
除了贵州，在国家大力实施大数据战略的背景下，全国各地都加快了运用大数据实现精准扶贫的步伐。例如甘肃、陕西已经建成精准扶贫大数据管理平台，可以对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状况及扶贫项目进行实时在线监测，为决策和开展精准扶贫提供科学依据。
“只要能用好这些平台，使各种数据和信息尽可能做到更新、更准，那么扶贫工作就将变得更加透明、高效、精准和全面。”李群说。
农户变股东：扶贫资金“滚”起来
“拿着分配到的扶贫资金也不知道怎么用，花光吃尽也就没了，不划算。而且儿女外出打工，残疾老伴和小孙子都要我来照顾，哪来这么多精力学种猕猴桃。”重庆市开县长沙镇齐圣村的60岁农民江丰云表示，自从自筹1万元资金入股村中的合作社后，也当了一回“股东”，老江如今拥有三份收入来源：除1万元股本金分红和2000元扶贫资金分红，他还在合作社得到了一份杂工工作，每天能挣60多元，一年纯收入超过2万元。
该村的红心猕猴桃产业专业合作社，自2010年组建以来，现已有入社会员252户，其中建卡贫困户76户。村内农户以承包土地折价入股的方式加入产业合作社，根据产业发展实际投入需要，组织入社农户开展现金入股。村党支部书记熊尚兵介绍说：“我们的经营权不外转，农民自己做股东。”
农户变股东，这一创新的扶贫模式可以将贫困户从传统生产方式中解放出来，按照持有股份获得稳定的股份收益。通过与农村电商和实体经销商对接的方式，合作社去年卖出了10万斤猕猴桃，产品远销北京、上海、广东等地，全社收益200余万元。
齐圣村的显著成效主要得益于“十三五”规划中提及的探索资产收益扶持制度，它主要针对自主创收能力受限制的农村贫困人口，通过土地托管、扶持资金折股量化、农村土地经营权入股等方式，让贫困人口分享更多资产收益。
目前，国内已有四川、湖南、湖北、贵州等省份就资产收益扶持制度扶贫，先行开展探索。贵州六盘水以“资源变股权、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的资产收益扶持制度有效整合各种资源要素，探索了一条通过股权化实现规模化、集约化、产业化的精准扶贫新路子。
“可以通过这个制度，使具有交换价值的各类资源进行市场化管理，使之具有市场，从而成为农民获得收益的主要途径之一。”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主任张孝徳告诉笔者：“如果把资源变成了一种股份和市场，那么它们所带来的价值对于增加农民收入、促进资源市场化、推进区域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
民主监督：对口监督全新尝试
“我是大化雅龙乡弄火屯的韦志山，感谢您对我和家人的关心。乡干部已经帮我买了手机，我会加强学习，争取尽快实现脱贫。谢谢您！”7月18日，正在参加民建中央、广西壮族自治区扶贫攻坚民主监督工作座谈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陈昌智收到了来自瑶家山寨弄火屯一座吊脚楼里发出的短信，而这距离他去广西瑶家山开展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工作仅仅过去了一天。
17日，刚刚结束在云南调研工作的陈昌智便来到广西瑶家山开展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工作，在他“下乡”的过程中了解到贫困户韦志山家中连一部手机都没有，陈昌智立即对一旁的雅龙乡党委书记唐艳说：“请你们帮助他买一部手机，并且教会他使用。让他随时可以联系到你们，也可以随时联系我，你们要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落实的情况，你们不打我会打给你们，这也是监督。”
自脱贫攻坚战的冲锋号角吹响以来，全国各地、社会各界纷纷行动起来，统一战线也积极参与到这一行动中。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召开后，先后有10多位民主党派中央负责同志带队到定点扶贫帮扶的县开展实地调研，今年计划实施帮扶项目294个，将为贫困地区培训各类实用技术人员约2.2万人次。
除了一系列与扶贫有关的社会服务活动外，一项全新的尝试便是开展脱贫攻坚民主监督。
6月21日，各民主党派中央开展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工作启动会在北京召开。8个民主党派分别对口监督8个贫困人口多、贫困发生率高的中西部省区的扶贫工作，截至目前，8个民主党派已陆续启动这一项工作。据了解，这是中国拓宽民主监督渠道的一项全新尝试，也是各民主党派协助地方党委和政府打好脱贫攻坚战的重要形式。而民建中央的对口是广西。
在民主监督中，民主党派将重点盯6方面的情况，包括贫困人口精准识别情况、贫困人口精准脱贫情况、贫困县摘帽情况、落实脱贫攻坚责任制情况、重大政策措施执行情况和扶贫资金项目管理使用情况等，提出的意见建议和形成的调研报告也将报送中共中央、国务院或通过“直通车”等形式报送。
对此，中央党校青年学者孙林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表示，“这是民主监督的一次创新，开展脱贫攻坚民主监督，是党中央赋予统一战线的一项新任务，是拓宽民主监督渠道的有益尝试，也是各民主党派协助地方党委和政府打好脱贫攻坚战的重要形式。”
此外，笔者还了解到，民主党派在各省区市都有主委，而民主党派人士中不少都是某一行业的专家，“这样不仅能了解各地贫困实情，又能从专业角度找准问题症结。”孙林表示。
“通过民主党派的监督，有利于拓展脱贫攻坚工作的广度和深度，借助各民主党派的人才、智力、资源优势，更好地推动脱贫攻坚工作开展。”孙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