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帮扶开始时，7个贫困县农民年人均纯收入630多元，如今增长了十多倍。”谈起对口帮扶，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扶贫办领导感慨万千。1996年10月，上海市徐汇、长宁、青浦、奉贤四区与红河州7个县结成帮扶对子。也在那时，上海市和云南省开始结对帮扶。一条长江，让云南和上海“首尾相连”；一门“亲戚”，一走就是20年。
20年来，上海市坚持帮扶与合作并重、短期与长效并行，倾注真情实意，投下真金白银，坚持真抓实干，形成“政府援助、人才支持、企业合作、社会参与”的帮扶格局。至今，上海累计投入资金34亿多元，实施项目7000多项，覆盖云南的滇西边境山区、乌蒙山片区、石漠化地区和迪庆藏区，受益群众150余万人。
帮在紧要处，扶到点子上
革命老区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树皮乡新寨村，墙体上“滇沪共筑幸福路，携手共建幸福村”的硕大红字格外醒目。条条水泥路纵横交错，幢幢新房子鳞次栉比，村里的百姓戏台前挂着两把“大三弦”。60多岁的村民赵忠林说：“要不是上海的‘亲戚’帮我们，这样的好日子还得等些年！”
云南集“边疆民族山区贫困”于一身，脱贫压力重如山。20年来，沪滇党政主要领导共同召开了14次联席会议，确立了由上海市14个区县对口帮扶云南4个州市26个重点县，同时将保山、西双版纳两州市确定为重点经济合作区。2015年，上海援助云南资金5.3亿多元，同比增长八成多；实施帮扶项目300多项，创历史新高。
帮在紧要处，扶到点子上。云南接受帮扶的文山、红河、普洱、迪庆四个州市，都是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的地区。围绕群众最关心、受益最直接、要求最急迫的问题展开帮扶，上海市20年来投入资金20多亿元，实施了4000多个扶贫项目。同时，参与对德昂族、莽人、僰人和苦聪人等特殊贫困群体整村推进、易地搬迁，并助推独龙江乡整乡推进、独龙族整族帮扶。如今帮扶模式也由进村入户、解决温饱向片区开发转变。
用“发展性资源”激活“基础性资源”
秋高气爽，云南红河县迤萨镇普所龙村“光明石斛示范园”的铁皮石斛长势喜人。2013年，上海光明食品集团云南石斛公司在普所龙村租了30多亩土地，以“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经营管理。此外，在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普洱市、保山市等地，该公司还建了10个“光明石斛示范园”，成为产业帮扶的一个缩影。
辩证看，上海市资金、技术、管理等“发展性资源”丰富，而云南省号称“生物王国”，“基础性资源”丰富，双方互补性很强。
20年来，上海投入产业帮扶资金4亿多元，实施产业帮扶项目500多项，培植三七、茶叶、天麻、石榴、核桃、橡胶、葡萄、辣椒等特色产业。
20年来，沪滇经济合作实施项目近2000个，实际到位项目资金600多亿元，光明食品、金茂股份、上实发展等一批大企业来滇投资。
“朋友越走越近，亲戚越走越亲”
5月下旬，上海28家三级医院与云南28家贫困县县级医院签订协议，新一轮为期5年的卫生对口合作交流启动，上海市28支医疗队目前已悉数进驻对口帮扶医院。
在文山山乡，到处可以感受到来自上海的教育帮扶力量。在西畴县，最美的建筑是学校，而学校几乎都挂有“云南西畴—上海虹口”的标示；在富宁县，上海援助实施了“一个鸡蛋一片情、增强体质暖童心”的“山瑶学生营养提升计划”。
20年来，上海共投入资金10亿多元，实施了3000多个民生帮扶项目，从援建希望学校向教育、医疗卫生、科技、文化、旅游等领域全覆盖。
20年间，上海市选派了9批143名援滇干部到重点帮扶的州市挂职；选派18批400人开展“青年志愿者接力行动”。云南省则选派了近300名处、科级干部赴沪挂职、跟班学习，让发展的“末端”直接对接上“前沿”。
大理白族自治州祥云县人民医院院长杨兆伟告诉记者：“上海医生教会我们的新技术落地生根，留下了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朋友越走越近，亲戚越走越亲。4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韩正与市长杨雄一道，与云南省委书记李纪恒、省长陈豪举行座谈交流会。韩正充满感情地说，上海和云南合作交流源远流长，两地人民感情十分深厚。李纪恒表示，对上海的帮扶，云南人民永远感恩、永远铭记！今后要把两地的沿海沿边优势更好发挥出来，构筑合作新格局，让云南“借梯登高、借船出海”。
内蒙古脱贫攻坚：扶贫富农 金融创新多种模式服务三农
中新网8月11日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脱贫攻坚工作是重中之重。内蒙古部分地区受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弱等因素制约，脱贫攻坚任务较重。金融扶贫作为扶贫工作的重要切入点和着力点，服务模式的创新为内蒙古贫困地区脱贫摘帽做出了有益探索。
乌兰浩特市菜单式扶贫情况示意图
一村一策，一户一法 “金融扶贫富民工程”加快农民致富步伐
乌兰浩特市是内蒙古自治区重点贫困旗县，2016年扶贫工作进入攻坚阶段，当地有效探索创新菜单式扶贫，在走访调查摸清扶贫对象需求清单后，列出了68种扶贫方式。据乌兰浩特市扶贫办副主任王海江介绍，地方各镇、帮扶单位以及包扶干部都制订了详细的工作实施方案，并且立下责任状，各单位责任明晰，工作有序，切实做到扶贫工作“一村一策一部门，一户一法一个人”。
在政府开出的多种扶贫菜单中，不少人选择了易地扶贫搬迁+产业扶贫方式。“我住上这样好的房子，要感谢党的好政策。”65岁的姜永财坐在新家的沙发上高兴的说。“我以前住的是50年代建的土坯房，如今政府给我们建了新房子，还教我们种植葡萄的技术，帮助脱贫致富。”
搬进新家已有两个月的姜永财是乌兰浩特市葛根庙镇哈达那拉嘎查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也是享受当地金融扶贫富民工程的受惠者之一。姜永财给记者们算了一笔账，搬进这所新房子需要花费七万五千元，他和妻子两口人通过政府实行的易地扶贫和产业扶贫政策，可以获得七万元的补助。“是农行的工作人员主动上门服务，帮助我们解决了资金不足的问题。”姜永财介绍说。
和姜永财的情况类似，村里不少贫困户从中国农业银行(以下简称“农行”)成功贷了款。农行乌兰浩特支行行长高亘宇分析说，银行对选择产业、易地两种脱贫模式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发放贷款，扶贫办在对其产业扶贫、易地扶贫实施情况验收后，根据确定的补贴标准拨付补贴、优先用于偿还农行贷款的形式，增加了银行的风险防范措施，使得银行对贫困农户的金融扶持操作性更强，目前发放的贷款中没有出现一笔不良贷款。葛根庙镇哈达那拉嘎查驻村书记鞠艳慧介绍，“贫困户贷款政府贴息5%，农行的贷款利率也是5%，这大大减轻了贫困户的负担。”
此外，农行内蒙古分行农产部副总经理曹德刚也表示，发展农牧业、帮助农牧民脱贫致富离不开金融有效的支撑。农行内蒙古分行积极创新，实施的“金融扶贫富民工程”，通过将扶贫资金做风险补偿，发挥扶贫资金的杠杆作用，按1:10的比例放大扶贫资金规模，以市场化运作的形式变“输血”式扶贫为“造血”式扶贫，有效解决了农牧民的“贷款难、贷款贵”问题。截止到2016年6月末，农行内蒙古分行已经累计投放金融扶贫富民工程贷款210.78亿元，支持了41.14万户(次)农牧民，122户扶贫龙头企业。
刘景堂的俊伟养殖合作社占地面积16000平方米，主营业务是羊的育肥、养殖和销售。
大户带小户，富户带穷户 金融创新“景堂模式”被广泛推广
拥有丰富养殖经验和较强管理能力的刘景堂是个养殖能人，2013年他成立了科右前旗俊伟养殖专业合作社，合作社的肉羊销售始终供不应求，但由于自身担保资源有限，他扩大养殖规模、拉动当地农户一同脱贫致富的计划一直没有实现。
农行科右前旗支行与当地扶贫办关注到这个现状后，召开专题会创新出了“景堂模式”：把当地20名建档立卡的贫困户编入刘景堂的合作社，使其成为该合作社的成员，然后设计出“联保+刘景堂集体土地承包权及地上定作物抵押+刘景堂个人部分动物资产存栏抵押”的模式向刘景堂个人统一授信，该笔贷款由刘景堂个人全程全额担保，统一购羊、统一管理、统一销售，20名贫困户则每年可分得合作社经营利润的30%，一年一结，一贷三年。
据刘景堂介绍，当地贫困户经济来源以前主要靠种植玉米等作物，纯收入不足万元。在加入合作社之后，利润分红加上在合作社的工资收入，每年可增收两万余元。“景堂模式”实施以来，刘景堂养殖专业合作社效益实现大幅增长，2014年全年实现销售总额达1500万元，同比增加700万元，全年出栏育肥羊14000只，同比增加一倍。2015年全年销售总额1300万元，出栏育肥羊15000只，两年累计扩大棚圈2700平方米，辐射带动周边贫困农户13户，惠及40余人，真正的实现了产业带动、行业带动、区域带动的扶贫富农理念。
对此，农行内蒙古兴安分行三农部总经理汤晓丽表示，“景堂模式”使当地贫困户有了稳定收入来源，并且解决了刘景堂融资难的问题，“大户带小户，富户带穷户”达到了互利双赢的效果。这一模式得到了地方政府、自治区扶贫办的高度评价。截止2016年3月末，农行已累计投放“景堂模式”贷款530万元。
陆传革承包的兴安盟白狼林业局的万亩土地。
金融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勇于担当服务“三农”的主力军
值得一提的是，农行内蒙古分行在金融扶贫过程中，将新型经营主体作为重要的支持方向，加大信贷投入，挖掘农牧业优势产业资源，通过对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的金融支持，推动自治区农牧业的现代化发展和产业的转型升级。
在国家级贫困地区内蒙古阿尔山市，80%的居民为林业工人。当地实施“天保”工程以来，禁止砍伐林木。林业局鼓励职工承包土地与林地从事种植业，林业局员工种植经验增加，规模也不断扩大。他们作为当地农业转型和发展的带头人，得到了农行的大力支持。
据农行阿尔山支行行长陈正凯介绍，由于支持的带头人为林业工人，银行与政府共同沟通，由阿尔山市扶贫办存入保证金1000万元，采用“政府风险补偿金+新型经营主体(专业大户)”模式，发放贷款。种植大户陆传革承包了兴安盟白狼林业局上万亩土地，通过上述模式，2015年他顺利从农行贷款150万元，扩大了农场生产规模，并且采购了专业烘干机。“我现在的种植收入上涨了，而且通过烘干机还可以获得不小的经营收入。”去年陆传革增收了70余万元，增幅近40%。尝到甜头的陆传革今年又从农行贷款150万元，用于有机米的种植和有机工厂的建设。对于今年的收成情况，他信心满满。据了解，截止到2016年6月底，阿尔山市农行共支持当地新型经营主体贷款465笔，共计2475万元。
作为国有银行服务“三农”的主力军和国家队，农行内蒙古分行金融创新，提高服务水平，积极践行社会责任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其累计投入的“金融扶贫富民工程”项下贷款210多亿元，占内蒙古自治区社会化扶贫资金总量的60%以上，成为全国扶贫工作的亮点，被国务院评为“全国社会扶贫先进集体”。
福建龙岩市纪委通报5起扶贫领域违纪违规典型案例
中新网龙岩8月10日电据福建龙岩市纪委监察局网站消息，龙岩市纪委9日通报5起扶贫领域违纪违规典型案例。
1.永定区虎岗镇汉洋村原党支部书记郑永炎截留侵吞造福工程危房改造补助资金问题。2013年1月，郑永炎利用代领造福工程危房改造补助资金的职务便利，骗取汉洋村“五保户”郑某某等三人的身份证、户口本，以三人的名义在信用社开设银行账户，并向虎岗镇申报危房改造补助。2013年7月，郑永炎领取了该三户村民的危房改造补助款4.5万元，将其中0.7万元以困难补助、特殊照顾形式分别发放给该三户村民，余款3.8万元占为己有。2016年7月，郑永炎受到开除党籍处分，并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2.上杭县下都镇扶贫办主任罗汉华截留贫困孕产妇补助资金问题。2014年至2015年，罗汉华利用经手发放贫困孕产妇住院分娩补助资金的职务便利，采取截留部分资金的手段，侵吞下都镇9名孕产妇的补助资金合计0.3万元。2016年6月，罗汉华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3.武平县永平镇唐屋村党支部书记郑永扬等人工作失职，导致不符合条件对象违规领取造福工程危房改造补助资金问题。2012年，郑永扬未按要求对上报的造福工程危房改造申报补助对象的资格进行认真调查、审核，致使不符合条件的国家公职人员钟某琪被列为补助对象并领取2012年度造福工程危房改造补助资金2.4万元，造成不良影响。2016年3月，郑永扬受到党内警告处分，相关责任人唐屋村村委会主任郑太金、永平镇扶贫办原协理员兰启福分别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4.长汀县新桥镇三坑口村村委会主任谢代明等人为不符合条件的村民申报中央财政扶贫补助资金问题。2014年，谢代明为不符合条件的汀江源生态农庄法人代表谢某堂以其母亲付某妹的名义，申报中央财政扶贫补助资金，造成谢某堂冒领中央财政扶贫补助资金0.5万元。2016年4月，谢代明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相关责任人新桥镇扶贫办主任陈家源受到诫勉谈话处理。
5.连城县莒溪镇墙里村原村委会主任廖发昌克扣低保金问题。2013年12月，廖发昌利用分配低保金的职务便利，分两次将林某群户分配的1070元低保金调整给林某妹，但实际只分配给林某妹400元，将剩余的670元占为己有。此外，廖发昌还利用职务便利侵占村财1400元。2016年6月，廖发昌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完)
宁夏农村高额彩礼吞噬扶贫成果 20万婚礼费用涉纠纷返还难
“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够女方金耳环。”在贫甲天下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西吉县，大部分农民的年收入基本上能解决温饱。记者近日从西吉县人民法院了解到，大部分一次婚姻的高额彩礼就会让已经脱贫的家庭债台高筑，彩礼现在成为农民再次返贫的一个重要原因。
西吉县法院审理离婚案件的法官发现，约80%的男方家庭支付的彩礼是他们5至10年的收入，有些是全家人省吃俭用很多年的积蓄。大部分家庭自有的存款与给付的高额彩礼相差甚远，只有向亲朋好友筹借，借不上的被迫借高利贷。据统计，近几年一般的农村家庭，结婚一次的费用包括彩礼及其他各种开支大约20万元，如果借高利贷10万元，以月息3分计算，一年下来仅利息3万多元，这几乎是全家人的年收入，以这样的收入计算，要清偿10万元的借款本息该用多少年才能还清？
彩礼名目多数额大
据统计，今年上半年，西吉县法院审理婚姻家庭案件近700件，涉及彩礼返还的案件约占23%。每件涉及彩礼的离婚案件，法院判决的数额无疑与实际支出的费用相差甚远。
西吉县法院就曾审理过这样一起案件:原告马某与被告安某经“说媒队”介绍于2015年1月订婚，原告给付被告安某及其父亲彩礼12.4万元、见面礼金6000元、礼品1800元、下马洋1000元、买衣服手机及化妆品8000元、买金首饰16940元，共计165740元。2015年2月双方举行婚礼，婚后共同生活3个月左右就离家外出，下落不明。原告无奈于2016年3月起诉要求返还彩礼165740元。法院审理后判决被告及其父亲返还彩礼100000元。据悉，男方家除给女方的16万多元外，还付给6个媒人每人5000元，加上其他开支，结婚费用已远超20万元。虽然法院判决返还10万元，但因当事人下落不明，至今未得以执行，高额彩礼的返还及执行让法官头疼不已。
办案法官告诉记者，现在农村的彩礼名目繁多、数额巨大以及媒人收取高额费用加大男方家庭的负担。婚姻案件中的彩礼主要包括订婚时给付的:“见面礼”（1万至3万元）、“礼金”（10万至20万元）、“三金”（金项链、金戒指、金耳环，价值2万至3万元）、“离娘钱”（约1万元）、“盼女钱”（几千元）；婚礼当天给付的钱物有:“压箱钱”（5000元至1万元）、“开箱钱”（四五千元）、“挂门帘钱”（1000至3000元）、“谢媒钱”（四五千元）、“二程”“折仪”等。西吉县流行一句俗语:“新媳妇娶到家门前，还要花个大牛钱”，从现在给付的钱物来看，除了订婚收取的高额礼金外，婚礼当天收取的财物又何止一头牛。以上这些名目繁多的彩礼只是送给女方的，女方除自己收取这些财物外，还会为自己的亲属索取人情钱，每家500至1000元不等，十多家人情就达万元。上述各种物品及现金加起来都超过15万元，多的达几十万元。
高额彩礼恶化风气
西吉县是一个贫困农业县，自古有“西海固苦瘠甲天下”的说法，大部分一次婚姻的高额彩礼就会让这样的家庭债台高筑，彩礼现在成为农民再次返贫的一个重要原因。
高额彩礼让部分农村适龄青年结婚难，即使结婚了也让男方家债台高筑。尤其是高额彩礼下一旦发生婚变，就涉及到彩礼的退还问题。原告王某某与被告王某经媒人介绍认识，婚前被告王某及家人收取男方见面礼10000元、彩礼110000元、金银手饰（价值13660元）及手机等其他财物。双方于2014年12月11日举行婚礼，同月30日晚，双方发生矛盾后，被告王某离家外出，不见踪影。2016年1月多次到处寻人无望的原告王某某起诉要求被告及其父亲返还见面礼、彩礼、金银首饰、衣服、人情及其他损失共计187000元。后法院调解由被告父亲返还原告王某某彩礼7万元。虽然法院调解家人退还7万元，但相对于花费近20万元的家庭，不到一个月损失10多万元。这样的损失，直接导致一个家庭陷入困境。
西吉县法院院长李全德告诉记者，这些年政府通过各种惠农政策和扶贫举措，基本解决了原来农村普遍存在的因病、因学致贫问题，尤其是自去年开始的精准扶贫工作，旨在让当地农民脱贫致富，但高额彩礼的增长幅度远远大于政府的扶贫力度，远远高于农民收入增长幅度。高额彩礼让许多家庭将所有积蓄花完后还欠下一屁股债务，甚至不少农民为了娶亲将买种子、化肥的钱都花光，导致正常的农业生产资金都无着落，更难有资金投入畜牧业养殖、草业种植等农村经济，已严重影响到当前的农村经济发展。
同时，高额彩礼使农村乡风恶化。高额彩礼让部分年轻人借婚事“挤榨”父母，不劳而获、贪图享受，这些不良风气成为新农村建设的毒瘤，而为娶儿媳妇欠下巨债的父母又不得不终日劳作，省吃俭用，用余生来还债。另外，一些地区攀比之风盛行，大家都认为收彩礼是祖辈的风俗，大家都在收，自己的儿子也要给人家彩礼，如果不收，拿什么给自己的准儿媳付彩礼，而且收的越高就越证明自己的女儿优秀，彩礼多少成为女方身价高低之标准，彩礼越多表明女儿越优秀，这些社会风气不利于乡村文明建设。
7部门发文抵制陋习
沉重的彩礼负担引起西吉县政府的重视。在今年年初召开的西吉县“两会”上，李全德向大会提议，在全县干部职工、群众和青年中倡议抵制高额彩礼，节俭办婚事，要通过“便民流动法庭”巡回审理一案、教育一片，让老百姓通过真实的案件深知高额彩礼的危害，引导人民群众逐步改变传统不文明的婚嫁陋习，有效遏制高额彩礼给婚姻家庭造成的悲剧。
同时，法院加大了执行力度，让判决确定的权益尽快实现。高额彩礼的返还给法官出了难题，判的少了根本弥补不了男方家的损失，判的多了很难执行。为此，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彩礼的返还及有关财物的处理出台相关规定，西吉县法院也出台彩礼返还标准，规范了彩礼的认定范围以及根据共同生活时间长短返还的额度，对因高额彩礼造成贫困的家庭及时给予法律上的支助，让他们不要“人财两空”。同时对一些有涉嫌骗婚的，要全额退还。
李全德的建议得到了县党委、人大和政府的支持，今年3月，西吉县七部门联合发文抵制高额彩礼，反对大操大办婚事，这是固原地区第一次以官方发文形式倡导文明婚俗。通过弘扬传统美德，降低高价彩礼，摒弃婚礼陋习，引导青年树立新时代、新风尚的婚姻观。
目前固原市相关单位也在积极行动，开展各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倡导勤俭办婚事，建议适龄青年要体谅父母的辛苦，不提过分要求，不讲究排场。尤其是女青年，要自觉抵制婚事中的奢靡之风，不盲目攀比彩礼礼金，不做高价彩礼的“奴隶”，反对用高额存款单做嫁妆的陋习，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营造健康向上的社会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