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减贫所做出的努力，也是为人类探索更好社会制度提供了一份中国方案。这是最生动的“中国故事”
全国还有5000万贫困人口，到2020年一定要实现全部脱贫目标——几天前，在宁夏固原访贫问苦的习近平总书记，说出了这份牵挂。几天后，在银川，他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召集来自东西部众多省区市的党委书记们，围绕着这个“最关心的事”，部署脱贫攻坚的下一步。
与会的这些省份和城市，还有另一个特殊身份。1996年，根据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两个大局”战略构想，中央作出了“东西部扶贫协作”重大决策。自那时起，北京与内蒙古，天津与甘肃，上海与云南，广东与广西，福建与宁夏，大连、青岛、深圳、宁波与贵州……开始了结对牵手。过去的20年里，党中央不断加大工作力度，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形成了多层次、多形式、全方位的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格局。
这就不难理解，这场承载了重大使命的“东西部交流”，为什么会引来广泛关注。一位学者曾无数次与世界银行、国外反贫困研究机构的官员学者交流，对方对中国减贫成就赞不绝口，对“中国经验”，尤其是东西部对口帮扶这一战略决策兴趣浓厚。在他们看来，这体现了中国政治制度和管理体制优越性，是西方国家难以企及的。这位学者因此评价：中国为减贫所做出的努力，其实也是为人类探索更好社会制度提供了一份中国方案，这是最生动的“中国故事”。
的确，中国共产党人对“脱贫”的使命与责任，“不让一个贫困地区、一个贫困人口掉队”的承诺，恐怕是任何一个国家和政党难以企及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立志“为贫苦人民谋幸福”；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向全世界斩钉截铁宣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本质；20年前，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也是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的习近平立下誓言：闽宁对口扶贫协作是一项政治任务，要坚决完成。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更是把消除贫困提到了新的高度。
然而，向贫困宣战，何其艰难。此次座谈所在的宁夏，其脱贫的主战场，是被清代名将左宗棠评为“苦瘠甲天下”的西海固，是40年前被联合国官员判定为“不宜人居”的黄土沙地。自然条件的恶劣，生态环境的脆弱，经济发展的落后，积重难返的贫穷……要打赢这场仗，不仅要有始终如一的信念和决心，还需要智慧、能力。
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这种模式，无疑为解决贫困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展示了“中国智慧”。也确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这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到，充分彰显了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
优势体现在哪里？我们不妨看一个例子。就在中央部署对口任务后，东部各帮扶省市就立即行动起来，作为政治任务落实。成立专门机构，建立联席制度，推行县市结对，确立扶贫项目，选派大批干部。20年来，东部省市向西部受扶省区市共提供财政援助132.7亿元，帮助修建农村公路2.15万公里，援建卫生院所1690个……
这样的力度与成效，不正是“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落实、工作到村、扶贫到户”的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所带来的吗？“集中力量办大事”，再一次通过东西部帮扶举措得以展现，从中央到地方的那份政治责任和大局意识，也展示了“中国特色的扶贫道路”。
东西部扶贫协作的意义，远不止是经济和物质层面。当西部偏远的山区里，走来了“上海医生”“北京老师”，迎来了“浙江老板”“江苏工程师”……以东部之优补西部之短，以先发优势促后发效应，变“输血式扶贫”为“造血式扶贫”，不仅成为缩短差距的加速器，更激活了西部自身的内生动力，奋起直追，进而力争“弯道超车”。
“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80年前，就是在西吉的将台堡，红军长征三军胜利会师。如今，20年里三到宁夏固原探访贫困群众的习近平，亲眼看到固原发展的脱胎换骨，增强了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信心。让全国人民共享全面小康，这是一次“新的长征”。有东西部扶贫协作，有更精准、更深入的扶贫脱贫举措，更多人对此同样充满信心。（《人民日报》2016年7月22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