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赴滇西扶贫挂职干部探索扶贫工作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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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赴滇西扶贫挂职干部发挥教育系统智力和人才资源聚集优势，探索扶贫工作新模式
“你们带来的，比真金白银更珍贵”
4月，云南，滇西。普洱市景谷县开发的中药材长势喜人；大理州洱源县试种的车厘子已经挂上红彤彤的果实；最偏远的怒江州贡山县的师生打开电脑，可以收看来自华东师大的66门网络课程……
这一切的出现，源自3年前国家确定由教育部牵头定点联系滇西边境山区开展扶贫挂职的决策。小到一户人家的脱贫，大到一个县、一个州的发展，通过一批又一批挂职干部的深耕，当地的面貌逐渐发生着改变。
滇西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是国家新一轮脱贫攻坚主战场中边境县数量和世居少数民族最多的片区，贫困人口占云南贫困人口的40%以上。在当前中央对扶贫工作做出新部署的形势下，教育部第三批赴滇西挂职干部利用自己的智力和人才资源聚集优势，写下扶贫工作新篇章。
科技扶贫“铺富路”
“这地方，经济腾飞是必然的！”王高合对挂职的景东充满信心。一年前，从浙江大学到景东县挂职副县长，王高合顾不上舟车劳顿，一来就进了山，不是去赏景，而是去“寻宝”。
“就是这些倒掉的大树。”王高合告诉记者，景东县有两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不到万分之一的国土面积上保留了占全国三分之一的物种，堪称“天然物种基因库”。按照保护区的规定，倒下的树木不能挪动，只能任由它枯萎腐烂。王高合盘算着“既能把净土保护下来，又能产生经济效益”的项目。看到朽木上长满了苔藓、菌类，一个想法闪进脑海——何不就地取材，利用这些朽木培育野生食用菌。
王高合向“娘家”浙江大学求援，为当地请来食用菌专家、互联网专家、品牌战略专家，专家成功获得景东特有的稀有野生食用菌“小香蕈”的纯菌种，又专为当地企业繁育另外3种专用食用菌菌种，并促成浙江企业代表与当地企业签订产销协议。目前，项目已建成生态食药用菌产业基地6个，带动农户210多户，回收产品800多吨，实现产值950余万元，利润150余万元，户均增收7100余元，还注册了“无量菇嫂”“雪禾银生”两个品牌。
滇西挂职干部互称“挂友”，其中一大部分来自高校，这些平日深居象牙塔的学者们，现在见面，讨论最多的却是怎么脱贫致富。
“我们这批挂职干部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第三批挂职干部领队、国家汉办副主任、大理州副州长静炜告诉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到云南视察、中央扶贫工作会议举行，都对扶贫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对于帮扶滇西地区的挂职干部来说，任务更明确了，压力也更大了。”
教育部赴滇西挂职干部调研发现，与硬件设施相比，当地最急需的是理念的提升和技术的支持，而这恰恰是教育系统的优势所在，“挂友”们利用自己和派出单位的资源，帮助当地攻克一个个限制发展的堡垒。
滇西贫困地区高血压高发，脑卒中是家庭因病致贫的罪魁祸首。来自北京大学的挂职干部史楠，拿出当年考研联系导师的劲头，力邀著名专家霍勇来到大理州弥渡县，启动“H型高血压与脑卒中防控惠民工程”，计划3年内优惠或免费投入800万元的药品，将全县高血压患者全部纳入统一防控管理，高血压规范化管理率达到80%以上，全县脑卒中发病率降低50%左右，节省大量医药开支，助力弥渡脱贫攻坚。
临沧市双江县民族艺术文化和民族茶文化丰富多彩，但民族文化产业还没有形成。来自中央财经大学的双江县副县长张占顺，指导推进“双江民族生态民族文化产业园项目”规划，指导丰华茶厂建设双江民族文化产业园，通过产业扶贫、转移就业等形式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楚雄州南华县近年来发展迅速，原有的城市规划已无法满足需要。挂职副县长宋健刚请来东南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专家，对南华县的历史沿革、人文地理、社会经济、城镇现状等进行充分论证分析，找出原规划和城镇建设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重新确定城镇发展目标定位、空间布局、发展方向。
“原来，我们指望扶贫的人能带来真金白银，现在发现，你们带来的，比真金白银更珍贵！”当地一位干部说。
教育扶贫“拔穷根”
怒江州贡山县是个“三无”挂职点——无飞机、无火车、无高速公路，从昆明到这里，开车需要两天。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的方金奇，第一感觉是“一下掉进了大山里”。
长达半年的雨季，山上落石不断，让行路都变成一种冒险，但这样的条件并没有挡住方金奇的脚步。他用一个月时间把全县15所学校走访了一遍，像独龙江乡这样最偏远的地方，他更是一年跑了十几趟，“我要亲自跟学生、老师、校长聊一聊，听听他们的真实需求”。
“扶贫要扶智，也要扶志，根本都在育人。”方金奇在调研中发现，由于路途遥远、经费困难，当地许多教师甚至没有去过昆明，连到州府的机会都有限。他利用自己的资源，组织12名教师到华东师大接受免费培训，又经过联系协调，向贡山一中免费开放了大学的66门网络课程。在与学生聊天时，方金奇发现，当地学生普遍对前途感到渺茫，于是他联系校团委，让高校的425名大学生与425名贡山高中生结对帮扶，一对一提供学业指导和成长激励。
牟定县担任副县长的周自波，利用派出单位华中师范大学的资源，在全县启动大规模的教师培训。一年来，共有千余名教师通过面对面和网络等不同形式，参与由华中师大及相关培训单位专家提供的短期培训或学历教育。
“当地人口90%以上是少数民族。”中国教育报刊社派出的挂职干部李东成，长期从事民族教育领域的采编报道，更加清楚民族地区教育的特殊性。虽然挂职期间并不分管教育，但他仍积极为当地教育争取政策、资源的倾斜。在他的努力下，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教育项目学校落户泸水县民族中学，还争取到泸水县双语师资培训资金10万元。
学校图书室书少质差、很少向学生开放，发现这个问题，人民教育出版社派出挂职宾川县副县长的王林提出为当地建设“书香校园”。人民教育出版社捐赠5万元购买了书架，协调捐赠了价值58万元（4万册）的优质童书。同时，派出28位老师外出学习书香校园建设。因获得安徒生奖而备受关注的北京大学教授曹文轩也被王林请到宾川，给师生讲阅读和写作，“现在，图书室成了学生最喜欢去的地方”。
结合当前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布局中云南省“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新定位，静炜将“汉语桥”全球大学生、中学生中文比赛第一次请进了滇西。
除了大力帮扶学校教育外，挂职干部还利用自己的资源，组织开展针对医生、企业、干部、村民等不同群体的培训，提升人才素质，提高当地自身造血机能。“讲互联网和电商的时候，800人的礼堂座无虚席，鸦雀无声。”当地一位听过讲座的干部打趣说，“就连县长讲话，下面也不会这么安静。”
机制建设“强筋骨”
“留下，再干一年吧。”当地的需要是对挂职工作最大的肯定。于是，也就有了挂职的“三朝元老”郑鹏、第二年留任的“泥腿子”教授张才喜，以及即将留任的王高合等。从听不懂当地方言、带着笔记本去开会却没记下一个字，到话语间不自觉带出云南味儿；说到滇西，称谓从“你们”“他们”到“我们”，挂职干部用真心、真情融入了当地。
这背后，也有不为人知的付出：挂职干部中，有的人悄悄推迟了婚期；有的人远隔千里的女儿脚部韧带撕裂却无法照顾；有的人因工作离不开，只能让年迈的父母跋山涉水来看望自己。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但是挂职干部们讲起自己的事情，谁也没觉得这些有多么了不起。
“与当地人比起来，我们这些付出算不了什么。”方金奇至今惦记的是山上3位因为缺水不能洗澡的老师。
“这个事情不是一年、两年，而是长期的。”听挂职干部讲扶贫项目，说得最多的是这句话。
怎么样才能让帮扶不随人走，形成长效机制？除了靠个人的坚守、派出单位的接力，第三批挂职干部也在探讨，从顶层设计上做文章。
“原来都是一个派出单位对接一个挂职县，我感觉这个模式下资源还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我们在大理探索了所有单位与整个州合作的模式。”静炜告诉记者。为此，静炜亲自到10位挂职干部的派出单位跑了一遍，邀请各单位“一把手”到大理谈合作帮扶。
“我们在县里挂职，请了专家、开展项目合作，但仅限于县域范围，也许别的县也需要，却不能得到资源，也许本县经济体量太小，开展项目难以为继。”在大理州漾濞县挂职的刘东建解释说，“现在我们中国传媒大学就与大理州签订了合作协议，整体策划当地特产核桃的品牌宣传。”
这项举措可谓对准了当地政府的心坎儿。大理州专门设立了一个和帮扶单位进行工作协调的领导小组，由州长任组长，办公室设在州委组织部。还明确了州教育局、文化局、农业局等10个局，与单位一对一挂钩。目前，已有8个派出单位的一把手亲自带队到大理州和定点县来商议帮扶工作，已签署5份校州合作协议。
团队协同作战的成果，还有在大理挂职的12名干部一起编写的《家在大理》乡土教材。一个人一本书，12县市的人文、地理、经济、民俗等一览无余。这套教材即将进入全州小学课堂。“后面来挂职的干部，看了这套书就能对县情迅速熟悉。”静炜说。
能在前人的基础上做些什么，能给后来的人留下些什么？3年来，教育部赴滇西挂职干部一直带着这样的思考开展工作。
2013年以来，教育部共派出三批近170名挂职干部，在滇西的10个州56个县挂职。据不完全统计，三批挂职干部共为滇西相关州市县争取到资金和物资价值近3亿元，落实各类合作项目48项，开展重大决策咨询和课题研究103项，开展相关人员培训3.3万余人次，协调400余名师生到滇西支教或社会实践，建立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33个，筹建滇西应用技术大学，合作开展一批人力资源扶贫开发及科技扶贫项目。教育部在挂职干部的选派、管理、考核、保障上形成了一套有效机制。
挂职干部通过积极探索教育工作与扶贫工作相结合的人力资源开发扶贫新模式，大大改善边远贫困地区办学条件，推动了滇西边境山区经济社会特别是教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在国家脱贫攻坚战役中，成为一支生力军。（首席记者 高靓）
《中国教育报》2016年4月25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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