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7000万，谁来扶？——专家建言扶贫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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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北京12月9日电（记者 于子茹）“脱贫攻坚已经到了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必须以更大的决心、更明确的思路、更精准的举措、超常规的力度，众志成城实现脱贫攻坚目标，决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地区、一个贫困群众。”习近平总书记在近日召开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如此强调。
按照总书记的要求，未来五年，我国将使7000多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这意味着，在接下来的5年里，我国平均每年要减贫超过1000万人，每月减贫接近100万人。那么，这块“硬骨头”到底由谁来“啃”？
政府：仍是扶贫开发的“中流砥柱”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的扶贫开发，主要是以贫困县为扶贫单元进行区域瞄准，为大量贫困人口参与经济发展创造条件。”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张占斌说，“但在现阶段已难以做到针对贫困户的精准扶持。”
据统计，7000多万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我国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剩下的7000万贫困人口属于绝对贫困、最难摆脱贫困的群体。”国务院参事、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副理事长汤敏表示，剩下的是最难啃“硬骨头”，未来减贫难度将越来越大。
对此，习近平指出，要加快形成中央统筹、省(自治区、直辖市)负总责、市(地)县抓落实的扶贫开发工作机制，做到分工明确、责任清晰、任务到人、考核到位。他要求，要层层签订脱贫攻坚责任书、立下军令状。
作为长久以来扶贫开发的绝对主力，政府固然要在本轮攻坚战中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
“层层签订脱贫攻坚责任书，意味着各级政府必须在今后5年真抓实干，全力完成中央制定的各项脱贫目标。”张占斌说。
“扶贫攻坚贵在精准，在共享发展理念的指引下，补足贫困地区发展短板。”甘肃农业大学教授尚勋武指出，要从战略部署上解决区域性贫困问题，特别是解决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相对落后的问题。
张占斌表示，做到精准扶贫，还要“对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贫困地区，实施搬迁；对生态特别重要和脆弱的地区，要实行生态保护扶贫。”。
此外，尚勋武指出，“未来脱贫攻坚最大的困难在于培养贫困地区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国家要从教育、医疗等方面补齐贫困地区发展短板，并加大对现有劳动力的培训力度。”
社会组织：“精度”更高，弥补政府扶贫不足
“实际上，扶贫工作不仅涉及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力量，还需要动员很多产业部门的力量和资金。”汪三贵曾公开表示，从以往的经验看，仅靠扶贫部门是做不好扶贫工作的，需要更多合力。
其中，社会组织是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长、教授邓国胜认为，“社会组织在扶贫工作中，发挥拾遗补缺的作用”。
对此，多位专家表示赞同，认为社会扶贫能够以其灵活、精准、专业、高效等优势弥补政府扶贫的不足。
“社会力量由于组织结构、活动方式灵活，比政府更具低成本、高效率的优势。再加上公信力是社会组织发展的生命线，缺乏公信力或效率不高会使社会组织很难获得持续的资源支持，这种压力客观上促使社会组织廉洁自律并不断创新、提高扶贫效率。”西安市市委党校教授吕雅琴坦言。
而且，“社会组织更加接地气，深入基层，可以根据扶贫对象的具体情况、真实需求制定一些扶贫项目和办法。”中国慈善联合会副秘书长刘佑平认为，慈善组织更能充分了解个体和群体的特殊需求。
“贫困地区本身有发展机会，但往往自己捕捉不到。这时可以借用企业的智慧发现市场商机。”刘佑平说。
例如，在贫困人口集中、有条件发展产业的地区，实施产业帮扶，重点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对无资金无项目的贫困人口，实施项目帮扶，与企业、农业合作社开展合作，增加租金、股息等财产性收入；对旅游资源丰富的地区，为贫困人口免费开办“农家乐”，实现创收。
专家表示，金融扶贫、电商扶贫、产业扶贫……种种社会扶贫模式恰恰体现了社会扶贫能募集社会闲散力量，发挥合力效应。“通过整合零散力量，能够积少成多，产生巨大的合力效应，有利于促进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的沟通与交流，强化社会共同认知，真正地做到共同富裕。”
未来扶贫模式：政府+社会组织，取长补短
尽管社会组织扶贫有诸多优势，但其弊端也不应被忽视。“社会组织主要局限在于资源有限、公众参与不足、扶贫资源分散、扶贫效果不明显。”邓国胜说。
“每年各行各业的扶贫资金不少，但我们以往的管理方式，使得钱到了地方比较分散。就像烧水，总是在五六十度。”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黄承伟曾公开表示，“要想烧开，必须加火，把全部资源集中起来。”
同时，“政府是各项扶贫政策的制定者，扶贫的资金和大量投入，也是政府来筹集，很多扶贫项目的执行和实施也是地方政府在做。但在实施方面，政府容易主导过度，可能导致扶贫效率不高，扶贫没有起到真正作用。”汪三贵说。
因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扶贫领导小组副组长杜晓山认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相互配合，才是扶贫的未来发展方向。“从长远来看，中国扶贫的最理想模式是政府提供扶贫资金，而资金的传递和管理应主要由农民自己的组织和专业性的民间机构来负责。”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贫困与发展金融研究室主任吴国宝表示同意，“如今的扶贫方式，要强调综合扶贫，即开发式扶贫转向开发性扶贫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衔接，由政府扶贫为主转向政府扶贫、行业扶贫和社会扶贫有机结合。”
此外，扶贫中的贪腐现象也需要警惕。
据报道，从2013年至2015年5月，各级检察机关共查办涉农和扶贫领域职务犯罪28894人，占同期检察机关立案查办职务犯罪总人数的22%。扶贫问题的普遍可见一斑。
杜绝这一现象，杜晓山认为，扶贫纯粹由政府部门来做不行，一个扶贫项目上报，由政府评审通过后，进行资金拨付，需要有社会组织、公民组织、受益者本身参与执行和监督，另外还要有社会、专家、媒体等监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