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成为中国经济下一个“风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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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习近平主席在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再次强调，未来5年，我们将使中国现有标准下7000多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这无疑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同时，记者在调查中发现，经过多年扶贫攻坚，贫困地区的投资红利、人口红利、“开放”红利等正逐步释放；而中央及各级党委政府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的“精准扶贫”，还将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
各方人士认为，在当前经济新常态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扶贫开发不仅不是一种“负担”，反而有望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下一个“风口”。
用3到5年时间
帮万个以上贫困村加快脱贫
10月17日是全国第二个“扶贫日”，全国工商联、国务院扶贫办和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当天在北京联合启动“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
据了解，“万企帮万村”行动以民营企业为帮扶方，以建档立卡的贫困村为帮扶对象，以签约结对、村企共建为主要形式，力争用3到5年时间，动员全国一万家以上民营企业参与，帮助一万个以上贫困村加快脱贫进程。
在帮扶途径上，“万企帮万村”行动号召民营企业因地制宜选择帮扶形式，包括投资兴办企业开发贫困村资源的“产业扶贫”、帮助贫困村对接外部市场的“商贸扶贫”、为贫困群众提供就业岗位的“就业扶贫”、捐赠财物改善当地生产生活条件的“捐赠扶贫”、传授贫困群众实用技术的“智力扶贫”等。
启动仪式上，河北、辽宁、湖南、广东、广西、贵州六省区的26个民营企业与建档立卡的贫困村分别签署了结对帮扶协议。
扶贫投资效应日益显现
撬动内需拉动经济增长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山大沟深、交通闭塞几乎是所有贫困地区的共同特征，也是制约贫困群众发家致富的“拦路虎”。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持续改善贫困地区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使偏远山区在时空上发生巨变，致富通道随之打开。
对于遵义市桐梓县杉坪村村民樊邦贵来说，在家门口干工程一年收入六七万元，原来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以前在浙江、福建打工，一年到头累死累活的，也只能勉强糊口。”
杉坪村地处娄山关脚下，山高谷深，绝大多数村民散居在高山上。长期以来，全村约有三分之一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近年来，当地党委、政府整合涉农项目20余个，捆绑项目资金5000多万元，撬动社会资金1亿多元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在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的同时，推动特色种植养殖。2014年，杉坪村民人均收入已突破万元大关。
在很多边远贫困山区，持续投入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的积累效应正在显现。农民的“荷包”鼓起来后，改善性需求增加，进一步撬动了内需。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黄承伟分析，投入贫困地区的不仅是产业资金，更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有效拉动了投资。从消费来讲，随着贫困人口收入增加和各项投入增多，社会保障体系日益完善，有助于提高贫困群众消费能力。
“三大红利”持续释放
后发先至催生“蓝海产业”
记者在西南、西北部分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感受到，人口红利、改革红利、开放红利正转化为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人口红利。一些专家认为，我国最后的人口红利就在贫困地区。近几年来，东部地区推进产业结构转型，传统劳动力输出大省四川、贵州、甘肃等地的劳动力回流趋势明显，这些“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锻炼了能力”的劳动力返回中西部家乡后，将进一步释放出人口红利。
“今年是企业用工最疲软的一年，但我们在长三角的合作伙伴依然反映用工紧张。而贫困地区的人口红利才开始释放。”甘肃省天水市劳务协会会长、甘谷县腾达职校校长张维林说，“如今，贫困人口不再是负担而是人力资源，劳务输转有望发展为人力招商。”
职业教育的发展，也将提供更多人力资源红利。贵州省铜仁市教育局副局长黄国刚说，经过中职教育的学生，出去找工作月薪一般都在3000元以上，近年来已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中职1人、技能1人、脱贫1家”。
——改革红利。一些贫困山区充分利用国家的扶持政策进行试点，享受到了改革带来的红利。
江西省赣州市把多项用地政策与扶贫开发、新农村建设、土坯房改造、迁村腾地等结合起来，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同时，重点支持发展面大、带动力强、扶贫效益明显的产业，推动稀土深加工、脐橙、旅游、油茶加工等产业发展。
目前，赣州已成为全国最大的脐橙主产区，重点村“一村一品”产业格局初步形成，第二、三产业比重分别由47.2%、35.4%优化为45.7%、38.7%。
——开放红利。对于一些封闭的贫困地区，“开放”给经济带来的活力更大，甚至还可能“弯道超车”、后发先至。
互联网让“万山阻隔”变成了“近在咫尺”，成为贫困地区提高开放度、融入大市场的一次重要机遇。
一些贫困地区，还以更具前瞻性的眼光将“弯道取直”，培育“蓝海产业”。
随着贵广高铁、沪昆高铁等交通干线开通，贵州今年底将实现“县县通高速”，从以前的“不沿边、不沿江、不沿海”一下变为开放的前沿，催生了一系列开放的发展思路，比如率先发展新兴的大数据产业。
贵阳市将服务外包产业作为发展大数据产业的一个重要方向，将建设一个具备20万坐席的呼叫服务中心，所需的人力完全可以就地解决。
“一些外向的新兴产业不受地域限制，如互联网＋、旅游、外包产业等，中西部地区发展的条件和空间甚至比东部地区更大，有望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黄承伟说。
此外，很多贫困地区生态环境优良，绿色产业发展前景广阔。这些地方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大力开发旅游、生态有机产品、中草药材等高附加值产业，可以与东部地区优势互补、错位发展，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展望2020：
“精准扶贫”中的机遇与挑战
记者从权威部门了解到，正在编制的“十三五”规划将把扶贫开发放在重要位置，从顶层设计着手，谋划了一整套制度保障，尤其强调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充分调动各级党委政府主动作为抓扶贫。
除地方政府外，规划还拟对行业部门的扶贫责任做出明确要求，今后行业部门扶贫工作将不再是“可有可无”的“顺手之举”，而是有一系列制度体系予以监督保障。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后节点，以此倒推工期，我国只剩下5年多的时间来解决当前的贫困问题。“精准扶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一系列“超常规”举措、政策“组合拳”，将为经济增长带来更多利好。
我国已开始探索以金融资本撬动扶贫开发。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说：“我们现在一年的专项扶贫资金400多亿元，平均下来一个人只有几百块钱，靠这脱贫显然不够。要把这笔资金放大，撬动金融的钱。”
当前，扶贫难度的增加和经济增长放缓是不容回避的客观现实。“让扶贫开发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也面临着不少问题和挑战。
——从贫困人口的数量看，贫困人口仍然较多。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截至2014年底，我国还有贫困人口7017万人。按照国务院扶贫办建档立卡数据，贫困人口还有近9000万。
——从贫困人口的分布看，都是难啃的“硬骨头”。经过多轮扶贫攻坚，目前的贫困人口大多分布在“角落里”——深山区、石山区、高寒山区、偏远山区，无论采取何种扶贫方式，难度都比以往增加，不少地方面临“保护生态”与“加快发展”的矛盾。
——从贫困群众的诉求看，日益呈现多样化。一方面，我国扶贫开发已经从“以解决温饱为主要任务”的阶段转入“巩固温饱成果、加快脱贫致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发展能力、缩小发展差距的新阶段”；另一方面，“与全国同步实现小康社会”的要求也增加了扶贫开发难度。
随着扶贫工作进入冲刺期，单纯依靠一个政策、一项举措让上百万人脱贫已不现实，扶贫政策边际效应不断递减。顺应这一趋势，针对不同致贫原因分类施策，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职业技能培训、整村推进、易地搬迁、保障兜底等举措将成为扶贫开发工作“主轴”。而这些举措的实施，将形成巨大的规模效应，给中国经济下一步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执笔：林晖 杨洪涛 参与：张钦 夏军 庞明广 董建国）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7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