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生态扶贫搬迁 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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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口县岚天乡高山生态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 通讯员 刘恒旺摄
8.2万平方公里的重庆境内，高山林立、沟壑纵横，散居在高寒深石山区的贫困群众，行路、吃水、上学、看病、安居、致富，无一不难，脱贫之路格外“难走”。
2013年起，我市启动新一轮高山生态扶贫搬迁，计划用3年时间搬迁50万人，为贫困群众斩断穷根。
眼下，限期将至。高山生态扶贫搬迁，到底给高山农民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变化？对当地的农业生产及生态环境产生了哪些积极影响？未搬迁的人，下山还存在哪些实际困难？半个月来，带着种种疑问，记者深入渝东北、渝东南贫困山区，一探究竟。
农户搬下山富起来
生态搬迁的三大效应
8月3日，记者来到云阳县采访。车出云阳县城，蜿蜒穿行于山间，约莫一个半小时后，一排排仿真茅草瓦盖的新房出现在崇山峻岭之中。
这是云阳县清水土家族乡歧山村，是该县依托高山生态扶贫搬迁而打造出的乡村旅游避暑明珠。短短几年，村里已有162户农家乐，接待床位达到3000多张。
“大山农家”是这些农家乐中的普通一家，老板李秀国一家3年前从高山上搬迁下来时，向别人借了20万元，建起了这家有10个标间、3个单间的农家乐，房子位于龙缸景区与岐山草场中间，优越的地理位置为他引来滚滚客源，仅3年时间，20万元基本还清。
过去在山上，李秀国家没通电、吃水靠肩挑；孙子到乡里上小学，天还没亮，就得打着手电筒出发，下午放学，晚上才能到家；家人生个小病，就自己扛过去，病情加重了，只能拿木板抬下山医治；家里做饭，只能种啥吃啥，连着10多天吃土豆、红薯是家常便饭，“树挪死、人挪活啊！”老李止不住感叹，“换个环境，收入渠道多了，生活方式变了，接收的信息大不一样了。”
县扶贫办副主任李显平告诉记者，歧山村处于云阳县最南端，紧邻湖北利川，是云阳最贫困的村之一。县里看准了龙缸景区开发带来的机遇，在搬迁时规划靠景区安置，并按照农家乐标准修建新房。这几年，龙缸景区成了“香饽饽”，村民收入也水涨船高：有条件开办农家乐的村民，户均收入达到5万-8万元；没劳动能力的人，就把房子租给别人来搞，年租金也有2万-5万元。
人居环境改善、收入渠道多样、收入显著增加——这是生态搬迁直观的民生效应。
酉阳县丁市镇丁市村支书邱跃武坦言：“过去村里没啥产业，原因在于土地比较分散，集中度低。而现在，利用高山生态扶贫搬迁有土安置的机会，村里流转了200亩土地给268位搬迁农户，集中发展柚子和李子，总算有了比较像样的产业。”
村民侯德毛憧憬着以后的收入：每株柚子挂的果可卖300元，一亩80株树就是2.4万元；100亩可以卖到240万元，其中合作社占八成约192万元，两成供村民分红约48万元。算下来，自己家里3口人，每年分红就有5000多元，再加上平时打工80-100元/天，“一年怎么也有两万元收入，比过去强多了！”
市扶贫办主任刘戈新说，高山生态扶贫搬迁后，许多有土安置的地方，以集中租赁、流转土地的形式发展产业，让贫困农户增收有了“主心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农村的产业结构，也有利于土地经营向集中化、规模化转变。
因为集中，所以节约人力、物力、财力，实现了扶贫资金的高效使用。巫山县官渡镇万梁村用1130万元实现了整体搬迁，其中建房580万元、街道硬化275万元，土地及荒山流转、供电、供水、排污145万元、其他130万元。而如果就地扶贫，万梁村到镇上有15公里路，按每公里60万元计算，仅实现道路通畅就要900万元，其他村级道路、人畜饮水、卫生室等建设费用亦不菲，“很可能资金翻倍也打不住。”该镇经发办主任谭明存说。
